在谈起当年白公馆大屠杀后的情形时，他这么说：“雷天元带着便衣们到渣滓洞去后，白公馆这边就乱了，也没有我们的人了，大家都在愁，说这咋办呢？我们几个看守很恐慌。狱中的那些人又在紧张地问我们咋解决，‘是杀，是放？’我只能说只有听候命令，罗广斌他们就说：‘杨班长救了我们吧，开开门我们一起走吧！’又说：‘你只要把我们救出去，保证你没啥问题。’我说，‘天还早呢，我不敢走，慢慢等吧。’大约十来点钟的样子，我告诉警卫把东西收拾好，就到楼下和罗广斌他们定了个计：我说到时我出去把岗撤了，我们看守的人先走，我再把锁打开，把白公馆的院门闭好，然后把锁锁好挂在门上——其实是假锁着。我再到楼上蹬三下脚，你们听到这一暗号后，再等上十几分钟我们的岗哨撤了你们就出去，顺便把门上的锁扔了，各跑各的。我当时心里想，如果有雷天元方面的人看到了，一看锁是扔掉的，就会认为是监狱里的犯人把锁砸开的，这样我的责任就轻了。计谋定下后，罗广斌、李荫枫对我说，‘你出去后千万别跟国民党的部队跑，如果那样，你走到哪里也跑不了。’李荫枫还说，‘你出去到我家里住，解放了我们会再见的。’我说，‘中，我坚决不跟部队走。’说完上面这番话，我就出去和三班长安文芳把哨岗撤了。这时，我又假装拿东西，到楼上蹬了三下脚。出来后我和三班长一帮人就往市里跑。一路上，有的人爬上汽车，往成都方向去了。我没有走。11月30号，解放军部队就到了重庆市里。又过了一天，我在街上看见解放军贴出的布告叫我们这些国民党的散兵残余去登记，我就到军管会登记了，当时还交了一支美国左轮手枪，后来在街上碰见罗广斌、杨其昌、周居正他们，还有那个女的和她的两个小孩，他们说叫我到脱险同志联络处去登记。我又去了。再后来我就回了河南老家当农民，接受改造……”杨钦典的问题在罗广斌等同志的证明下，得到了政府的正确处理，他也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