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晓初，被捕前是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解放后长期从事学校和科研单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当年白公馆与罗广斌一起制作那面“五星红旗”的难友之一。

在这场大逃亡中，最艰难的当数郭德贤了，因为她的身边有一个4岁的女儿小波和2岁的儿子小可。当时郭德贤的牢房在二楼，2009年3月8日，笔者在重庆红岩村有幸与这位大屠杀中英勇脱险的女性见面并听她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脱险经历。

当时84岁的郭德贤老人这样说：“……27日那天晚上，我看见一批批同志分别被敌人拉出去枪毙的情景，我知道自己肯定是免不掉一死了。当时最紧张和害怕的是我的两个无辜的孩子，唯一心存的念头是敌人不至于将他们也一起杀掉吧。可老实说，又很害怕，因为就在几小时前，敌人不照样把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两个小孩都杀了吗？我女儿与儿子，一个4岁，一个才2岁，这么小他们就没得活命……这么一想我紧张极了，可又无可奈何！敌人是疯了，一群疯了的人你能想象他们干出什么呢？到了天黑，我给孩子们把衣服脱掉，让他们睡下，并在每个孩子身边放两块糖——这是平时难友们通过各种秘密渠道送进来的。然后，我又写上他们两个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一些经历，用一个小盒子装好，放在小波的大衣口袋里。当时我想，这一夜我早晚会让敌人拉出去枪毙的。我死后，他们两个第二天醒来时，吃了糖后见我不在了，就会自己走下楼的，走到外面也许被什么人发现，如果碰上好心人可能会收养他们……这一夜，白公馆里面随时听到各种声音，有特务打人骂人的，也有难友们高喊口号和打招呼与我们‘再见’的，还能隐约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可害怕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既然是革命者、共产党员，又困在敌人的牢房里，只能面对死亡。于是，我独自坐在安睡着的两个孩子身边，望着可怜的孩子们，想到他们马上就要失去妈妈关爱的情形时，心里像刀刺一般。大约到了深夜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敲门，我以为是死期到了，可忽然听到的是小罗（罗广斌）的声音，他叫我赶快走。罗广斌是共产党员，我跟他熟。他急促地对我说，他们都撤退了，让我马上带着孩子跟他们一起逃出去。我一听，赶忙叫醒孩子们，慌忙地给小波、小可穿上衣服后带到楼下。这时，周居正过来帮我背小波，我就自己背上小可，然后跟着大伙一起往外逃生。哪知刚逃到白公馆的石梯，警戒线外的卫兵还没有完全撤走，对方一声：‘口令’，我们一个也没能答出来，于是，机关枪像雨点似的扫射过来，我们十几个人便一下子四面散开奔跑。我背着小可拼命地向山坡上逃，身后只听机枪子弹‘嗒、嗒……’地乱响，那时啥也顾不上了，一个劲地背着小可跑回到白公馆监狱的厨房后面那个石梯上，在这里见到了另一位逃生的李荫枫先生。他问我：‘伤着了没有？’我摸了摸小可，又摸自己，说没有受伤，但就是双脚软得迈不开步子。正在这时，好几只电筒光，还有机枪声又跟到了我们身后。我带着孩子又和李先生只好向山上逃命。跑到半山时，我实在是跑不动了。李先生便说：‘你和孩子就躲在那草丛里休息一下吧！’说着，他把他的大衣脱给了我。就在这时，后面的电筒光又追来了，转眼间李先生也不见了，我按住孩子躺在那草丛里不敢出声……幸好追来的特务未把我和孩子搜到。片刻，我突然听到女儿小波在附近叫‘妈妈’。我又高兴，又紧张，想答应她，可又不敢答应。后来再也没有听到她叫了，我担心得要命，怕她出事了，又心想：或许是背她的周居正同志捂住了她的嘴。要不，如果我出声答应了女儿，或女儿再要叫妈的话，可能我们都得被追赶来的敌人发现用乱枪打死了。这一幕好悬……就这样，我搂着儿子小可在草地里躺了好一会儿，听见特务们的汽车匆忙地在山下疾驶的声音。直到东方发白，我直起身子，往四周看——见渣滓洞那边的火光映得漫天通红。心想那边一定出大事了。于是，我马上背起小可往渣滓洞相反方向的歌乐山上跑，走着走着，脚底感觉特疼，一看是双脚光着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鞋子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