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当我们可以拿出《报告》中的“第七部分”中的核心内容——现今常被称作“狱中八条”来看一看时，就会有这种感受。这“狱中八条”的主要内容是：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泪凝结的嘱托，也是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

看看这“狱中八条”的内容，再同今天我们的党经常警示大家的内容相比较一下，难道我们没有意识和感觉到烈士们的思考和呐喊是具有何等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以及他们的反思是多么发人深省吗？

对川东地下党的破坏应当是从《挺进报》事件开始的。

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内战。

蒋介石逆潮流而行，大打内战，破坏民主和平，重庆的共产党组织也经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严峻考验。1947年2月，国民党下令封闭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办事机构。

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重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顽强战斗，他们高扬革命气节，前仆后继，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此时中共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大体如下：

一、1946年3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王璞任书记，刘国定任副书记，彭咏梧、骆安靖任委员。二、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东临委。三、1949年1月至重庆解放的川东特委。1946年4月13日，中共南方局迁至南京，周恩来宣布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封闭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并强令所有人员立即撤回延安。重庆地下党组织突遭巨变，一度失去与上级的联系。10月，在南方局的指示下，在重庆成立了“中共川东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委由王璞任书记，之下，在广安设立上川东地工委，王璞兼书记，骆安靖、曾霖任委员；在万县设立下川东地工委，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杨虞裳、唐虚谷任委员；在重庆市区设立重庆市工委，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许建业任委员。

1948年12月，川东临委结束。

1949年1月，中共在重庆重新成立了“川东特委”，萧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直至重庆解放结束。

1946年的下半年，蒋一苇、刘镕铸、陈然、吴子见(刘是党员，陈是1939年入党，1942年失去组织关系，蒋、吴是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几位同志和一些进步的青年积极分子，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学习，他们策划办一个杂志来吸引青年开展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