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大同学王某的护送下，从沙坪坝走小路，翻过歌乐山到了青木关。王某离去后，我到青木关中学住宿了一夜，在邹某的帮助下，绕开检查站、走了一段路，在中途搭了个“黄鱼”车离开了青木关。我在途中下了车，步行了一段路，到了荣昌大东街159号国鋕的住地。我向国鋕详细介绍了几天来所知道的情况，并仔细汇报了两次同上级张德明见面的内容、对话及上级指示。他告诉我，离开铁路新村后，当晚住在新桥适存高商，他怕按组织手续通知有关人员转移时，某个环节出问题，耽误时间，因此当晚设法通知了有关人员，他要表侄女屈义蒿到城里某处去找我，但没有见到。国鋕还让屈义蒿去通知成善谋同志转移，但没有通知到。国鋕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还专程到了璧山，给在那里养病的邓平同志报警，让他有足够的准备，并将身边极少的钱拿出一部分，给这位贫病交加的战友。当时，他没有把到璧山见邓平同志的情况告诉我，为的是保守秘密，不让我知道邓平同志住的地方。

国鋕的确是脱险了！他已经远离重庆。当沙磁区的同志得知国鋕机智、勇敢地逃出敌人魔掌的消息时，他们是那样的欢畅！适存高商学校里见到国鋕的同志，悄悄地向其他的同志报告这一喜讯时，都十分骄傲、自豪，他们说：“国鋕不只是机智、勇敢逃出虎口，而且他逃出虎口后想到的是同志、是党，他没有为自己的危险境地而惊怕，而是鼓舞同志们要勇敢斗争，要善于隐蔽！”没有几天，同志们听到了国鋕被捕的消息，大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时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国鋕被捕传闻的细节，有的说他回到重庆找我被捕了，有的说被敌人跟踪了，有说是谣言。然而，国鋕的确被捕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当我4月14日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同张德明会见之后，张德明被叛徒出卖，于1948年4月17日在北碚被捕了。这个市委副书记、国鋕的上级，在敌人的刑讯下叛变了，供出了国鋕的去向。徐远举从这个叛徒口里得知了刘国鋕的下落，简直欣喜若狂！当即同荣昌匪特通了电话，让荣昌方面做好准备，并亲自同二处特务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向行动组长漆玉麟作了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