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应变之初，我们便着手寻找上级党。王大勣离渝前，我们曾委托他进解放区后代为反映情况。同时，我们估计：公开的四川省委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后，四川党组织可能是由上海那边领导。根据这一估计，曾布置周应德去苏州找陈邦幸，告诉他自己失去上级党的联系，处境困难，请他代向上海领导机关反映，希望允许我去上海接关系。陈邦幸是我在武汉大学念书时的同学。1946年夏天以前，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与我一道工作过，后调华东。陈回信暗示已代为向上面反映，叫我等候答复。8月下旬又来信表示不同意我去上海，并说“老友赖兄不久将赴渝，当看望兄等。”我懂得这是通知我：以前在四川省委青委领导过我们的赖卫民将要来重庆接关系。这个好消息使我非常兴奋，但结果落了空，赖终于没有来。……9月间，我收到在香港工作的一位老友罗承勋的来信，谈到他在那边会到了朱语今。由于前一向我也曾写过信托他找领导机关，我懂得这就是他给予我的一个间接答复，因为他知道抗战末期朱语今在南方局青年组工作时曾领导过我，于是我立即发信给他，用暗语托他代为向朱反映：我向上海方面申请恢复联系至今未得结果，处境极为艰难，请朱给予帮助，使我早日找到上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