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把镜头摇到1948年重庆地下党负责人连连叛变后的严峻形势下的残酷斗争——

1948年4月17日这一天，中共重庆市委可以说被两个败类丢尽了一个政党的全部尊严，因为就在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将自己的部属、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出卖的同一时间，市委书记刘国定则在向国民党特务分子叶翔之与徐远举出卖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更大的情报。

事情是这样的，自抓获许建业后，特别是当徐远举听取各路手下汇报的情况看，那位自称只是许建业才发展两个月的“新党员”——“老黄”很可疑，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地下党被捕，中共重庆市委组织似乎也快浮出水面了。一旦中共重庆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都抓在手，那该是何等的局面！想到这里，徐远举向上司作了汇报，请示加强他的“剿共”力量，尤其是17日白天刚刚得知他们又抓获了一条“大鱼”，并且这条“大鱼”已经投诚于他们国民党特务机关。于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长官朱绍良立即派了国防部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配合徐远举，在这一天两人一起连夜再次提审了许建业和刘国定。由于许建业依然拒不交代任何问题，两个大特务只得转过头来集中精力全力对付刘国定。

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从外表上看不像是有什么能耐的刘国定，之所以最初特务并不把他当回事，确实与他的长相和那种“没有官派”的言行有关。刘国定被扔在渣滓洞十来天后，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惯于收集各种信息加以分析得出判断，从而把握局势发展的人来说，简直就如正常人突然瞎了双眼：眼睛睁得大大的，眼前却漆黑一片。在这一片黑暗中，刘国定感到茫然、恐惧，他始终想不明白：“这革命正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么多年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可这次总觉得不对劲，难道真要在小阴沟翻船?许建业的地点是非常机密的，特务怎么知道的呢?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许建业出事了!而特务到现在还把自己当小人物看待，说明许建业并没有对特务说什么情况。许建业加自己，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一下子栽了两个!冉益智呢?我不说，还有谁知道他在哪里呢?李忠良和余天怎么样?千万千万不要被特务逮到，他们要是被逮住了，我就算真的拒不交代，以后在党内我说得清楚吗?我的前途呢?这次特务会对我怎么样呢?会不会一直关下去?一直关下去对他们有什么用呢?老婆快生小孩了，这几天怎么样了?肯定急坏了，千万不要动了胎气!汉利药房的那笔生意做得怎么样了?这段时间物价飞涨，还是该晚点出手才有赚头!前段时间王璞来过问药房的生意，什么意思嘛，信不过我?哼，他王璞上次就曾告发我有经济问题，好在没成功，妈的，以后有机会一定整治整治他王璞，别不知天高地厚，我老刘是谁？大小也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这口恶气不出，以后还怎么把控整个重庆全市的地下党组织？可是，这么多天了，特务也没来过问一句，到底放不放我呢?要放，肯定是要写悔过书的，我写还是不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