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土地增值的收益先落入政府手中。政府控股的那些城市投资公司的资本金就来自这些土地收益，而这些收益本来应当属于城市房屋原来的所有者或者土地所有者。因此，土地储备过程是一次财富的大规模转移过程，社会中低收入人群本来可以获得的收益被剥夺了。

更进一步，为了保持城市在空间上不断扩张的趋势，政府倾向于通过各种手段人为地推动房价持续上涨。房价持续上涨的过程，当然也是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过程。在当今城市，房屋恐怕是贫富差距的主要制造因素。房价上涨越快，城市内部贫富差距以及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财富的差距也就会越大。

总之，在土地财政驱动下展开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单纯的物质增长过程，对于人的幸福来说至关重要的其他所有价值都被这个规模空前、似乎无人能够阻挡的城市化过程撞倒、压碎。当代中国的城市是华丽的，但也是混乱的，并且充满了危险。

只有土地的城市化

《中国经营报》最近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只有土地”的开发区》。我想，“只有土地”不仅是中国众多开发区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过去十几年来所发生的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这方面的最新实例是重庆的户籍改革。有专家赞扬说，这是中国城市化的大手笔。据说，在十年内，将有1000万重庆农民变成市民，这让他们成为城镇户籍人口。人们对此高声赞扬，赞扬基于如下理由：农民由此可以享有目前城镇户籍人口可以享有的福利。

因此，重庆户籍改革的实质是土地换户籍：农民交出土地，包括承包地和宅基地，换取一个城镇户口，由此似乎可以享有城镇居民可以享有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农民享有这种福利，必须以改变户籍为前提吗？政府为什么不能向生活在农村的居民提供均等的福利？难道农民不是公民吗？

我绝不反对城市化。一个农民，如果已经进城长期打工或经商，政府——不论哪个地方的政府，就应当让他获得城镇户籍，至于他的土地如何处理，当然可以进行讨论，最好的办法是允许土地交易。但是，农民如果本身并没有迁移，没有改变其工作形态，尤其重要的是，农民如果不愿意改变其生活形态，那么，政府要求他们在若干年内变成市民，就等于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农民。有一家严肃的学术网站用了这么一个标题来形容重庆的户籍改革：“把千万农民赶进城”。的确，重庆的户籍改革就是一场赶农民进城的运动。

重庆发动这场城市化运动为的是什么？答案显而易见：为了土地。重庆市方面明白地说出了这一点：整个户籍改革需要投入1 200亿元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民退出的宅基地、承包地的交易，政府将通过整治流转获取土地收益，用以支付农民退地赔偿金及户籍制度改革的部分配套资金。同时，农民自己也必须拿出部分补偿金，用来缴纳社保和医保费用。当然，重庆市各级政府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土地收益，决不会只有1 200亿元，几倍于此的收益，恐怕就不是农民可以过问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