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他对于人民的看法。当谈到大众的时候，似乎有两个鲁迅。一个是不无骄傲，认为“我们生于大陆……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并且引用报载北平居民支援游行学生的消息，有力地反问道：“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对鲁迅来说，“人民”大概是最重要的认识对象了，他不会仅仅凭直接的印象就下判断，他势必要反复审视，要考虑到许多感性以外的因素。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决不会愿意否定大多数人的历史价值，他奋斗的目标正是为了唤醒人民，倘若否定他们，也就否定了自己。所以，只要能够抑制住悲愤的情绪，他就会以各种方式从整体上去肯定人民，那些为之辩护的话，正是他必然要说的。但还有另一个鲁迅，他满面怒容，竟认为“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即使到了晚年，无论是挖苦中国人“每看见不寻常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 还是拿街头玩把戏的情形来比喻民众的甘当看客；也无论回忆绍兴“堕民”的“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还是由浙江农民的迎神惨剧而感慨他们“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都使人明显感觉到，那种对病态人心的心理直感仍然强烈震撼着他的灵魂，他好像仍然从“愚民的专制”的角度去理解世事，仍然把病态的精神现象看得很重。就人的认识动机而言，他对一样事物的理解最终应该趋向统一，可鲁迅对“人民”的认识却似乎相反，他越是仔细考虑，分歧反而越大。随着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自觉日益明确，他那种从整体上肯定人民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但他又无法摆脱种种关于“愚民的专制”的阴暗思路，这个令人战栗的提法并不是一种高度概括的逻辑结论，而是一种心理感受的牢固的凝聚，它的根基主要并不在鲁迅对感觉材料的逻辑整理，而在于社会很早就强加给他，以后又不断强化的那种独特的感受习惯。所以，它完全能够抵抗住理性愿望对它的压制力量，支撑那压力的仅仅是个人的理智，而在它背后，却站着全部黑暗的社会现象，以及它们过去和现在对鲁迅心理的全部影响。

正是这种心理感受和逻辑判断之间力量上的不平衡，决定了鲁迅晚年在理解“国民性”问题上的复杂变化。他早年似乎是把人民的不觉悟主要理解为一种精神上的麻木，还到历史中去寻找原因，用长期为奴造成的奴隶意识，用老百姓对于一等奴隶地位的羡慕来解释这种麻木。他那“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王道和霸道相交替的历史观，更在他头脑中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到一九三四年，他的说法完全不同了：“其实中国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所谓霸道，就是用暴力强迫人民当奴隶。鲁迅把中国的漫长历史全部归结为霸道，说明他不再相信精神奴役的成功，不再仅仅用麻木之类的奴隶意识去解释人民的命运；他似乎已经意识到，把“国民性”扭曲成现在这样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精神性的，而是物质性的，是历代统治者的暴力高压。每个时代都对人们的认识倾向具有一种特殊的制约作用，鲁迅的时代也不例外。从二十年代起，他经历了多次血腥的惨案；到上海以后，又时时闻知国民党特务绑架暗杀的凶讯，他不可能不意识到暴力在黑暗专制中的巨大作用。他爱读各种“野史”，其中对历史上那些屠戮和酷刑的详细记载，又反过来印证了现实对他的刺激。那正是一个迫使人把注意力转向物质状况的时代，鲁迅对于王道的否定，就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这种制约，他在这一方面，并没有走在许多同时代人的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