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兴趣与理想

蒋梦麟字兆贤，号孟邻，1886 年1 月20 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便给他起名梦熊。后来他在浙江高等学堂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才改名梦麟。蒋梦麟的祖父在上海开过钱庄，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是当地绅士，喜欢发明创造，曾经仿照西洋模式盖过一座洋楼，还造过一艘轮船。楼是盖成了，但轮船却因知识不足而失败。因此，他“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西潮·新潮》第40 页，岳麓书社2000 年版）。

蒋梦麟五岁多就进了私塾，由于痛恨那种死板的读书生活，曾经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了先生，烧毁私塾。对于小孩子的这种恶作剧，他的继母和先生都没有当真。这也可以看出当年的人们在教育孩子时，心态非常从容。尽管没有挨打，但蒋梦麟还是回到私塾，继续那苦不堪言的读书生活。他说：“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忍受监狱似的煎熬。他还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上，第31 页）

平心而论，蒋梦麟最初的理想还是属于传统的一种个人奋斗，但是这种个人奋斗是与国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任鸿隽与四川大学》一文中，曾经引述陈衡哲对女儿任以都说过的一段话，也谈到这个问题。她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以都因为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但陈衡哲对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直到晚年，任以都对母亲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她说：“他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国家人民贡献心力。”（《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120 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年版）蒋梦麟比任鸿隽夫妇略大几岁，士大夫气质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