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三项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兴实业；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他认为前两项属于物质方面的改良，比如生活在臭水沟和猪圈的孩子，只能是“皮黄骨瘦，精神疲倦，做事委靡”；后一项则属于精神领域的进步。

他说：“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同上，第15—16 页）但是，由于我国在学术方面历来有漫无系统、重视应用、专重古文等弊病，致使学术研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应用。这种主次颠倒、源流混淆的做法，遏制了学术的创新能力。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他还用经商和做人作比： “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同上，第17 页）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养成对知识的忠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是这个意思。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蒋梦麟总结道：“以正义为先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张旗鸣鼓，勇猛前进，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如是。”（同上，第17—18 页）

3. 职业与文化

蒋梦麟留学归来，遇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倡导职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面对这一思潮，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写了《教育与职业》《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同上，第22—2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