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个人与社会

蒋梦麟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个性，培养特长，进一步增加个人价值。为此，就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他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部分：就个人而言，为了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理学、论理（逻辑）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从社会来看，为了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许多领域；此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因此教育学还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因此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这里所谓大教育家，显然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 “不通博乎此，则不可以研究教育”。（同上，第32 页）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西潮·新潮》第344 页）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让那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当校长，恐怕未必合适。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要享受这种幸福，还需要社会的开明和进步。因此他说：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丰富程度与社会的开明进步成正比，“社会愈开明，则个人之生活愈丰富”；另一方面，健全的社会又需要健全的个人来组成。他主张社会进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会的“肚量”能包容新学说新思想；三是大多数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来自教育的普及。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个人要推动社会进步，首先要有负责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谓能思者，养成清楚之头脑，并有肝胆说出其思想。所谓能行者，做事担得起责任，把肩膀直起来，万斤担子我来当。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数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28 页）记得傅斯年在回忆蔡元培的时候，曾披露过一个细节。当年他曾写过一份匿名揭贴挖苦一位同学，蔡先生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胡适一直主张用真名发表文章，也是为了表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可见能不能负责任，是检验人与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