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钱锺书不评论鲁迅是很正常的，他们不属于一个学术体系，钱对鲁迅不怎么感兴趣，且有先入为主的恶感，后来，鲁迅这种尊崇的地位，也使得钱锺书绕道而行。即使钱锺书要评论鲁迅，也最多是一言半语的讥嘲，就像鲁迅也不会对钱基博生出好感，即使要评论钱基博，也最多是一言半语的讥嘲。记得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就曾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表示过一点不屑。（鲁迅这样说：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

鲁迅在谈到陈独秀和胡适的不同时，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武器库的比喻，觉得胡适不怎么坦荡，有机心。鲁迅看人稳准狠，胡适此人懂得待价而沽，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末会成为蒋介石眼中可以竞选总统的一员。试想，胡适如果是个单纯的学者的话，他会成为蒋介石眼中一只棋子么？当胡适的一只眼在关心学术的时候，另一只眼却在关心政坛，可惜的是，中国当时的局面，非胡适可以大展宏图，因此他也算不得志。

我们谈论人的关系时，要注意人物之间本质的不同（学术圈）和本质的同（人性）。民国学界人物，有很多独立的圈子，他们谈论别人，可能只有自己圈子里的人才不带情绪，才更铢两悉称。

鲁迅抄袭疑案本末

事出有因

陈源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肇端于1924年底的北女师大风潮。时任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及陈源教授都是“倷倪”无锡人，而对立方鲁迅和马裕藻等教授大都是浙东之氓，这场风潮之起于青苹之末，既有教育理念差异的原因，主要还是地域派系争斗的必然结果。过去往往把鲁迅与陈源的恩怨说成是“现代中国社会具有人道感和个性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与绅士阶级交锋的一种典型”（孙郁语），这种说法值得质疑。陈源等留学英美的学人，何尝缺乏现代中国社会的“人道感和个性主义”？在我看来，他们的人道感和个性主义一点都不比鲁迅等人少，或许还更多些。鲁迅等人则传统士大夫精神更加浓郁，因此所谓“某籍某系”的派系因素不容低估。

陈源指责鲁迅抄袭，不过是陈、鲁恩怨这场大戏中的一个小插曲，主要是对评论界有人指责凌淑华小说抄袭的还击。在陈源是以牙还牙，可惜一着不慎，反而卖了更大的破绽。

1924年5月，陈源与凌叔华在泰戈尔来华期间相识相交，是年底北师大发生风潮，随之又有指责凌叔华小说抄袭的传闻，陈源这次反击，乃是为女朋友帮腔。一个热恋中的男青年，往往会为女朋友两肋插刀，陈源此举差不多也是如此。

细说从头

1923年到1924年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新潮社出版（恽按：该书最初分上下两册出版，故出版日期有两个年份）。此书原是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因此随编随讲，到一定篇幅后，先是油印本，然后再正式出版。

当女师大风潮起，鲁迅、陈源缠斗不可分解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经全部出版了。这时发生了凌叔华抄袭事件，陈源自不忍坐视女朋友被质疑而不救，于是写了《剽窃与抄袭》一文，为凌叔华辩护。在这篇文章中，陈源还埋下伏笔，不点名地指出，有人在“整大本的剽窃”，批评界却视而不见，反倒把凌叔华的几篇有模仿痕迹的小说咬住不放。指鲁迅抄袭，至此已经呼之欲出。

随着论战深入，陈源在其《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正式抛出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