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和他的战友们再度聚首是七十年代末的事情了。

1977年10月，头上还戴着三顶反动帽子在重庆图书馆抄写卡片的荒煤，明显地感觉到时代变革的来临，他辗转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文艺界组织起来：

尽管在‘四人帮’倒台后，才有少数同志和我通讯，过渝时看看我，但都对文艺界现状表示忧虑。领导没有个核心，没有组织，真叫人着急。

我真心盼望你和夏衍同志出来工作才好。

（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虽然历史上两次被周扬批判，“文革”入狱更与周扬分不开，在狱中，荒煤也从未想到有生之年还要和周扬并肩战斗。但当解冻的春风吹来时，他还是立刻就意识到文艺界需要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仍非周扬莫属。

写这封信的时候，周扬从监狱出来赋闲在家已有两年。从四川到京看病的沙汀，怀着关切和期待的心情屡次前往周扬住处看望；张光年则利用自己复出的地位为周扬早日在文艺界露面创造条件；而文艺界更多的人士纷纷以写信、探望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周扬的关注和期望。尽管有“两个凡是”的影响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影，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似乎仍然故我。

1977年12月3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主题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夏衍、冯乃超、曹靖华等一百多位老文艺工作者应邀出席。周扬首次露面，时任《人民文学》评论组组长的刘锡诚称，这是此次会议中最令人瞩目的事情。他清楚地记得，周扬到达会场时，已经过了预定的时间，大家都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这位已经有十一个年头未曾露面的老领导的出现，当面容苍老了许多的周扬步入会场时，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扬的心情显得异常激动，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刘锡诚说：

大概因为这是周扬在多年失去自由后第一次在作家朋友们面前讲话的关系，显得很拘谨，用词很谨慎。他在讲话开始说，他被邀请参加《人民文学》召开的这个座谈会，觉得很幸福，感慨万端，他很虔诚地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泪从他的脸上汹涌地流下来，他无法控制他自己的感情。他这次会上所做的检讨和自责，以及他的讲话的全部内容，得到了到会的许多文艺界人士的赞赏和谅解。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