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性如烈火的陈独秀，在感情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羁的野马。分居后，他耐不住寂寞，终于与一位女医生发生感情。这不是陈独秀喜新厌旧、寻花问柳的风流韵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离”的特殊的孤独状态下，碰到一个能给予温情的异性朋友，接受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为。人生犹如旅途，有时很累，很艰难，很孤独，需要外来的温暖、安慰和帮助，需要有一个心灵的港湾，憩息、补充给养以备继续跋涉。所以，陈独秀这次恋情及以后与潘兰珍的结合，与“富贵思淫欲”有本质的区别。按照当时陈独秀的经济状况，既无力帮助高君曼，同样也不可能有钱挥霍在情人身上。

陈独秀的“地下恋情”，终于慢慢“失密”。先是同志们若有所感，看到他每次来看文件或开会，修饰穿着得比较整齐，猜想他一定有一个女伴照顾着他。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郑超麟说：彭述之猜这人大概是一个女学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陈独秀的。“我们有时用话去引陈独秀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第227页。但是，这种事还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此事终于被南京来上海的高君曼识破，与独秀大吵一场。

10月13日，汪孟邹的日记写道：“晚8时，仲翁（即独秀——引者）来，想见君曼女士。”

14日日记写道：“昨晚仲翁走后，他的夫人君曼女士来，相左未见”；她只站着和我谈话，抱怨陈独秀不管她。

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劝说道：“仲甫太忙，也没有办法。党里事务繁多，他哪有功夫问家。”

这么一来，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喷发出来：说她去看病，穷人害了富病，“我到南京去是为要省一点（在上海每月百十来元），南京生活水平低。但到宁后，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太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吗？”而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

其实如上所述，他哪有钱“接济心爱的人”，更没有“过天上的好日子”，不过是苦中找乐，孤独中找点安慰，在繁重而紧张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一点精神上的憩息而已。

大约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陈独秀突然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没有办法找他。中央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报告了主席团成员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他们也恐慌起来”。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寻人广告，也没有反应。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来上海汇报或开会，见不到父亲，到亚东图书馆找汪孟邹，想得到一丝讯息，也毫无所获，急得这个从来不叫父亲、只称“同志”的硬汉子也啼哭起来。可见他也与父亲一样，并非无情，而只是把感情隐藏在心底深处。一天天过去，大家近乎绝望了，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以为军阀和帝国主义秘密逮捕了陈独秀，秘密处死了。江浙区委甚至派高尔柏回松江去打听。江苏省长陈陶遗是松江人，与高尔柏有亲戚关系，想从陈陶遗口中得到一点风声。结果也不得要领。于是，大家都以为陈独秀已经死了。张国焘在与工人部闲谈时，甚至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说着差不多要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