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取得事业成功的卓越领导者极其重视诚的作用。商鞅变法之初，徙木立信。用100两金子作为代价，获取国人对改革的信任，是非常划算的。李世民曾经一度想知道臣工对他的态度，有人建议采取说假话的方式检测。他批评道：这是一种不真诚的方法，不能做。唐太宗能够开创贞观之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诚。因为真诚，像魏征这样的前太子的人也能够一心一意为他所用。有研究者认为，曾国藩是湘军“道义”上的领导者。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既然是道义上的统帅，那么他不可能拿权力来统帅三军，只能用道义来约束，以心换心、以情得情、以义得义，最重要的是以诚聚人，以诚和人。天下好汉能够齐聚梁山，而心无芥蒂，根本的原因也是真诚无猜。对于真诚的重要作用，曾国藩看得很清楚。他认为：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衮州，唐之晋阳，皆先据世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自古以来，成就大事的英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兴旺发达的家庭，都要依靠“诚”来支持。在这里，曾国藩阐述了与“诚”相提并论的“宏大”的重要性。宏大是指做事的规模、气魄、理想、志向、心胸等。宏大与诚的关系上，诚是第一位的，是实现宏大目标的基础。气量狭窄的领导者是很难干成大事业的，即使他们处于可以干成宏大事业的位置，拥有巨大的、恢宏的基业，最后也会因为自己的狭隘、短浅而失去可依之势。究其原因，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的狭窄心胸的深层缺乏“诚”的基础。太平天国立业之初，气势恢宏，规模宏大；一入南京，制度性的欺骗，导致天王与诸王之间不睦，王与王之间争宠斗权，财富、享乐集中于上层，过去追随、支持他们的百姓转而支持官军，最后失势失利走向败亡。而曾国藩则正好相反，他以一个诚字凝聚军心、士心、民心，逐渐得势得利，扭转时局，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所谓诚，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欺”。“是故诚者，不欺者也。”诚包括“意诚”与“思诚”两个方面。他认为：

所谓意诚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