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一封家书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做官时期的清廉俭朴。他写道：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惟有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温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我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

这里讲的确是实情。曾国藩在京城期间，生活条件一直比较艰苦，日子过的清贫。他担任翰林院编修，收入微薄，入不敷出，常常借钱度日；担任“副部级干部”后，年工资500两银子，加上其他的收入，基本上能够满足生活所需。1852年他离开京师的时候，他既借了钱给别人，也欠别人的钱。曾国藩回家吊丧，给儿子纪泽写的一封信，专门谈到家中财物的处置问题，信中写到多年欠西顺兴、杨临川、王静安、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等人账不少，要求纪泽处置的财物也只有一些家用木器、书籍、日用品以及书法帖子等，此外并无长物。

真正有钱是他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清朝两江总督的养廉金每年是15000两，加上工资收入，曾国藩一年的收入在20000两左右。然而，作为湘军统帅，经过他手的银钱粮米数额是巨大的，特别是到了1860年后，清朝转而支持湘军，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甚至四川、广州每月都要给他提供军费，有时由他支配的经费高达数百万。然而就是这样有钱，曾国藩也是过着俭朴的生活，保持清廉的本色，始终坚持不贪财，不苟取，不奢侈的基本准则。

他家用钱有一个规矩，就是一个月要开支多少先拿出来，使用时不可超支，只可结余。家里储备的钱只够一年的用度，多的不积累。他给家中寄钱，也不多寄，有一次连200两银子都没有。他给儿子们规定：

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馀，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他离开两江赴任直隶的时候，还积余养廉金2万多两。这种积余应该是得益于他的俭。曾国藩的俭朴体现在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大事小事都染着一个俭字。

吃方面，他的基本态度是“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有一次，巡视扬州。扬州盐商以奢侈的盛宴招待曾国藩，他认为太过丰盛，仅就面前所设数菜，稍食而已。过后，他对人说：“一食千金，吾不忍食，且不忍睹。”他家每餐只有一个荤菜，因此时人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一品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