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极其重视爱民教育，预防军队扰民。有一段时间，湘军在江西纷纷出现扰民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江西地方团练枪杀湘军的现象。为了教育湘军爱民，他亲自编写了一首《爱民歌》，教给广大兵勇背诵遵守。这首歌从各个方面教育兵勇要爱护百姓，设身处地，通俗易懂，对湘军士兵起到了良好的教育作用。当时战争处于犬牙交错、此涨彼消状态，曾国藩从民心的转化中看到了其中所蕴藏的力量，并且切实做到充分发挥与利用，成为日后胜利的根本。从这个角度来说，打败太平军的不是曾国藩与他领导的湘军，而是当时的百姓。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又是太平军不注重民心向背维护与争取。

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害，曾国藩心中非常沉重和痛苦。1860年“繁华甲于天下”的苏州阊门外民房十馀里，先遭到金陵大营逃兵溃勇的焚烧劫抢，后又遭到太平军的蹂躏，曾国藩戚戚心痛，发出了“兵犹火也，弗戢自焚，古人洵不余欺”的感叹。并且说“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战争使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人烟”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在曾国藩的日记中都有记载。1863年4月22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

皖南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荒乱如此，今年若再凶歉，苍生将无噍类矣！

一次，陈舫仙告诉他，香口一带，田地荒芜，杂草丛生，家家都有饿殍僵尸，有的舌头吐出数寸，有的口含草根，上百里内，没有太平军，也没有百姓，一片荒凉的景象，到处有陈尸臭秽气息。对这种现象，曾国藩发出了“盖大乱之世，凋丧如此，真耳不忍闻也”的叹息。认为“乱世而当大任，岂非人生之至不幸哉！”他对自己兄弟选择了带兵打仗这一职业感到悔恨，但是有没有办法脱离，因此要求自己与国荃从爱民角度多做些好事。他说：

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爱护百姓，就要切切实实为民干实事，切切实实为民谋福利，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由于战争、水旱灾害等因素，当时银价高涨，铜钱贬值，一石粮有的地方竟然征钱四千二百，甚至六千五百。百姓负担沉重，对此曾国藩也心急，但是没有切实的解决办法。他的态度和出发点是：“能令小民少完一分，有一分之益；贱完一年，有一年之益”。所以他尽力在减免百姓钱粮上做些好事，以减轻百姓负担。1861年，太平军进入江西南部几个州县。当时正值农忙季节，百姓为了躲避战乱，逃亡外地，土地抛耕。紧接着九江、南康等地发生严重水涝灾害，“田庐悉为泽国，人民荡析离居”，给脆弱的农村经济加上了一层严霜。第二年，曾国藩专门组织力量清查受害地区情况，按照极重、次重、较轻、遭受水灾四个层次，请求朝廷分别减免钱粮。这次请求使30个州县地方受到不同程度钱粮减免。1869年、1870年曾国藩连续上奏朝廷，请求减免新安、河间、任县、冀州、南宫、新河、隆平、宁晋、文安、永清、东安、武清、天津等州县，积涝大洼地亩应征粮赋。摊捐是清朝的一大弊病。所谓摊捐，就是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收入没有着落，全部按照人丁数量平均摊派给地方百姓。江西从道光以来的摊捐款就高达215万两，这些钱全部要由百姓偿还。在曾国藩的请求下，朝廷全部减免这笔烂账。曾国藩重视战后生产恢复，组织耕牛、种子帮助农民尽快开展农业为生产；采取特殊措施，鼓励农民、退伍兵勇耕种荒芜无人耕种的田土；开设粥厂，发放钱粮救济难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采取减免盐税等优惠政策扶植遭到严重破坏的盐场恢复正常生产；对被胁迫参加太平军以及投降的太平军士兵，发给遣散费，让他们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