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撤出金边的过程中，演出了无数人间惨剧，如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而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

居民们徒步出城后，大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农村。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到达指定地点后，又解散家庭，按照成分、年龄、性别编组劳动，成分不好者被强迫自己动手建房以实行改造。成分好者还可得到一些驻军和当地农民的帮助。同年9月，全国所有城镇的人口被全部迁出。

红色高棉当时也驱赶了金边的全部外国记者，对86个承认民柬政权的国家只许12国派来外交官，而且平时不得走出大使馆（对中国、朝鲜两国使馆还算有特例），不得用电讯联络。如此封锁信息，使柬埔寨一时被西方新闻界称为“国际政治空间中的黑洞”。不过这种驱赶所有城市居民的做法还是被传扬出去，很快引起全世界的震惊。

从肉体上消灭非无产阶级

这只是红色高棉血腥统治的开始。波尔布特宣布要在10到15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夫妻被分开，一个星期只能见面一次。

迪特·普兰就是伪装成文盲才逃过一死。作为医生的吴汉也隐瞒了自己的职业，他的妻子产后大出血，却不敢向身为妇产科医生的丈夫求助，因为那样会暴露吴汉的职业。最终，吴汉的妻子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去，孩子也没能活下来。

红色高棉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准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新人”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们被迫学习农活，种地修渠，为了完成规定的劳动限额，白天必须在田里干十几个小时活，晚上还要开会学习。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必须全数交公。

红色高棉还对孩子进行了洗脑，孩子七岁以上必须离开父母，与过去的家庭划清界限，由“安卡”（柬埔寨语“组织”）抚养，集中参加放鸭、编织一类劳动。电影里，一名女童在黑板上画着的父母上打了个叉，并且擦掉了父母和手中子女的联系，下面坐着的孩子们为她鼓掌，这一幕让观众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