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在榕树下“躺着读书”论坛，发过一个帖子，感叹莫言有高密东北乡，余华有浙江海盐小镇，苏童有香椿树街，贾平凹有商州，张承志有西北回族的黄土高原、黄泥小屋—那一代人，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伟大的作家，都各有各的乡愁，而我们现在这一代人有什么？

在长大成人的这些岁月里，我眼睁睁看着自己住过的家，读过的小学和中学，工作过的地点被一一拆除。想要寻找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无论以前搬过多少次家，寻访所见都是相同光景：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车水马龙，但已不是故乡。记忆中的一切面目全非，就像一个被送去韩国整容回来的姑娘。我们是没有故乡的一代人，或者故乡已成他乡。

直到有一天，当我写了“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十几篇后，突然发现自己找到了什么—在这个时代，所有人的故乡都会被毁灭。唯独记忆不会。记忆保存了我们全部的童年与青春期，哪怕只是昨天。记忆也不仅是自己的一生，还有我们的父辈，甚至远在我们出生之前的祖先们。有些人徒劳地寻找“精神故乡”，干脆逃离城市云游四方。而对于出生在这里的我来说，根本无处可逃，也是川流不息的天命。当我为此而烦恼之时，却忘了这恰好就是我们的乡愁。

汪峰在《北京北京》里唱道：“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儿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儿失去。”

十九世纪并不遥远，在巴黎的穷街陋巷里，大概也住满了这些追梦的人。于连在德·拉莫尔侯爵的府邸里抄写情书；玛蒂尔德在每年的四月三十日为祖先而身着孝服；冉·阿让守卫着他的珂赛特宛如吸血鬼不能走到阳光下；高老头、拉斯蒂涅与伏脱冷寄居在包罗万象的公寓里，就像在二○一六年欧洲的寒冬中逃亡的阿拉伯难民们—就在此时此刻，这个刚刚开头的世纪里，在中国的许多个城市，上演着大体相同的故事。没有什么天生的贵族，仿佛一夜之间就会烟消云散；也没有什么天生的贱民，你确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出人头地。

而在过去的七年里，我把工作室搬回了长寿路，从阳台上俯瞰长寿公园，流浪歌手与广场舞大妈们轮流“冲上云霄”。每逢夜幕降临，美丽的姑娘们盛装出门上班，我把她们个个想象成卡门，而不是茶花女或杜十娘。就像你看到的《长寿公园的凡·高与卡门一夜》，虽然我从没见到过凡·高。黄昏的公交车站边，每个人的目光疲惫不堪。我走过一个个路边摊，意外寻到一本爸爸从前工厂图书馆里的旧书。深夜的路边堆满大排档，感谢本地城管的工作懈怠，无数人在这里度过最漫长的那一夜，让我依次看到巴尔扎克与雨果笔下的一个个名字。

大约二○○六年，有个朋友告诉我，说在我不同的小说里都出现过叶萧、小枝、春雨，当然还有我自己，正好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人物再现的手法。我对于文学理论并不很懂，我只是想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到了“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我仍然是一个叙述者和亲历者，还有俞超、李毅、白雪，以及命运多舛的叶萧警官（幸好他没有成为沙威）。

未来的一到两年，我将继续书写他们的故事，也是我和你的故事。不再只是中短篇小说，有可能是我迄今“最漫长”的长篇小说，也就是“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的剧场版，正在我的笔下野蛮生长—有罪案，有科幻，有记忆，有乡愁，有人间喜剧，也有悲惨世界。

如果能有一台机器，让我们无比清晰地看到一生所有的回忆，在时光的尽头和缝隙里，埋葬着每个人的青春和无尽秘密，宛如昨日，不舍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