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中旬，《光明日报》一位副总编出差回到北京，急匆匆来到海军总医院，看望罹患了肠癌、明天即将被推进手术室的我。

他也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谈话是推心置腹的。

“明天的手术，肯定是成功的，这一点不用担心。”他凝视着我的眼睛，直言不讳：“我担心的倒是手术以后。”

“手术以后？”

“我身边不乏这样的例子：不是倒在手术台上，而是倒在过不了‘落差’这一关。”

“你想想，大病之后，你会有很长时间不能正常工作。从整天忙碌、好像哪儿都离不了你，到人去楼空、没有人再需要你；从风风光光，到无声无息；从事业的顶峰，突然跌入人生的最低谷——这落差有多大！”

“假如你无法面对这巨大的落差，假如你不能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那么，今后的生活对你而言，将是一杯不堪承受的苦酒，这是很现实的。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整天郁郁闷闷，从此一蹶不振。”

临走前，他语重心长：“面对现实吧，怎样走好后面的路，全在你自己啊。”

他的话，每个字都像一记重锤，敲击在我的心上。当天晚上，我失眠了。

其实他担心的问题，也正是很多朋友所担心的：樊云芳太要强了，她能否承受住这个致命的打击？47岁的她，将如何面对今后的人生？

说实话，就是我自己，当时也还没能想出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