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站经常熙熙攘攘，来访者川流不息。但凡我写稿时间，只要有人敲门，他就赶紧迎出去，把来访者领到外边一个小客厅交谈。他把喧闹和繁杂留给自己，把安宁和专一让给了我。

有时我写不下去了，气恼地摔掉了笔，撕碎了稿纸。他替我捡起笔，铺上新的稿纸，然后静静地坐到我面前，戏谑地问：“怎么，思路不通？要不要我这位高手来指点迷津？”

有时又相反，我得意扬扬，自以为文思敏捷，写出了佳作，他却一桶凉水兜头泼来：“算了吧，辞藻华丽而已！”

稿子出来了，“哎呀，我累死了，帮我抄一下好吗？”我央求。“哼，又是鬼画符！”他照例要皱着眉头，嘀咕几句，但只要他肯接过稿纸，我便心花怒放了，因为我知道“鬼画符”将会变成眉清目秀的“俊男俊女”，给编辑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

作为报社的“机动记者”，我是“满天飞”的，哪里有重要报道，记者部一个电话，我提起行李就走，一年中倒有多半年留下丁炳昌独自守着记者站，也独自支撑着我们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有女莫嫁记者郎，一年四季守空房，偶然一天回家转，扔下一堆脏衣裳。”但在我们家，情况正好倒过来了。

对于家里的这种“角色置换”，特别是每次出差回来看到丁炳昌颧骨高耸、瘦削得可怕的脸，我也多次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并信誓旦旦“下不为例”、“从此形影不离”云云，可惜北京的电话一来，这些美丽的“誓言”和“许愿”就像见了阳光的雪山一样即刻崩塌，我又忙不迭地收拾行装。

“哼，笨手笨脚的，看着都叫我生气，起开，让我来！”听了这话我就像得了大赦令，冷不防扑过去给了他一个吻，可惜只得到他的一声“呸！”

在别人看来，那十年里我是春风得意得不得了，《追求》、《飞天凌空》……全国好新闻奖一篇接一篇，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党代表……荣誉一个接着一个。但只有丁炳昌才知道我为之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为采写长篇通讯《一个能打开局面的企业领导人》，我早出晚归，在山西焦化厂一待就是一整天，厂在太原郊外，还在建设中，院墙角落里砌起一人高的砖墙，里面挖个洞，就算是“厕所”了。寒冬腊月，头顶上寒风呼啸，地下又脏得伸不下脚去，我硬是憋一天不上厕所。几天下来，尿血了，把丁炳昌吓得脸色发绿差点儿没晕过去，但翌日一早，我又跟着厂长白凯下煤矿了，丁炳昌拿着药追到楼下，我们的车正在开出院门，他紧追几步没追上，心疼与自责得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

1991年春节，从大年初一到元宵节，我关门写作《三峡工程论证始末》，整整半个月，每天3000字雷打不动，写到后来，一点儿胃口也没有了，饭菜端进去，又原封不动端出来，我的老爸老妈、丁炳昌以及两个儿子，在家走路都踮着脚尖像当小偷，看电视掐去声音只看画面，生怕扰乱了我的思路……

丁炳昌从来认为我的智商比他低得多，我之所以有所成功不是因为聪明，而是凭着一种“武士道”精神，不达目的誓不休。“别人用3分力气能做成的事，你要用10分，你呀你，笨死了！”丁炳昌经常这样说我。正因为如此，他对我每一个小小的成功都无比珍惜，对我也倍加怜爱、体贴入微。而我也就越发地依赖于他，也越发地任性、我行我素，忘记了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男人应有的尊严和“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