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过后的我，“地位”一落千丈，和丁炳昌再一次“交椅轮流坐”。但对此，我心甘情愿，且乐在其中：既然丁炳昌能为我的成功牺牲自己，现在我相夫教子当个贤妻良母，为他们父子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宁静的港湾，有何不该？当好“丁站长”的“秘书”、“助手”和“贤内助”又有何不好？

于是，当年的镜头现在一遍遍地在家里重复“放映”，不过男女主角的“功能”和“位置”作了根本上的变换。

过去，总是丁炳昌帮樊站长抄稿件，可现在倒过来，丁站长动不动就拿两页纸放到樊站员的电脑上，说：“快，这个要急打。”不用问，这肯定又是他老人家划拉出了一篇破稿件，也不用问，“版面”上肯定勾画得一塌糊涂像个大花脸！“急打”的意思是：给他“修改”好、打印出来、再发到报社记者部。当然，落款肯定是丁站长的大名而不会是姓樊的。

过去夫妻双双出去，总是姓樊的走在前头，姓丁的在后面跟着。“这位是《光明日报》的樊站长（或名记者之类），这是她的爱人。”——别人这样介绍。而现在，则反过来：“这位是丁站长，这是他的家属。”（海南名为大特区，实际上土得掉渣，称妻子为“家属”）各个部门通知开会或宴会之类，总不忘加上一句“请丁站长参加”，好像姓樊的都没有资格参加，或者眼红得不得了，企图削尖了脑袋钻进去似的，真叫人哭笑不得。

过去在《光明日报》的全国记者会上，哪有丁炳昌出头露面的机会？每逢大会发言，均是樊站长发完后丁副站长补上一句：“她发言已经代表我了。”现在倒好，丁站长每次大会发言都伶牙俐齿，巧设辞令，大出风头，而樊某人的聪明才智都被他淹没了。有记者开玩笑：“老丁，你现在抖起来了，樊云芳对你言听计从哇！”丁先生摆出一副翻身农奴得解放的得意模样：“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嘛，过去丁某人受苦受难受压迫，今天我是站长，樊云芳是站员，你懂吗？”

记得黄俭写的《夫妻记者站》（发表于《现代家庭》1987年第一期头条）那篇报道里这样写：“樊云芳出差，都得由丁炳昌整理行装，否则必定是少了粮票没了袜子。”可现在，呸，没门！丁站长自己的袜子都得由我给他塞到提箱里，否则到了外面都得当个“光脚站长”！你要数落他，他就挠着脑壳，嬉皮笑脸地龇着牙：“老了，记性不好了。”可叫人愤愤不平的是，这个病歪歪的丁站长的头发还是黑糊糊的，不像我都已花白了。

1998年我们应邀到武汉采访，老朋友们见了丁炳昌第一个反应就是惊喜：哎呀，老丁，你的精神好多了，脸色也红起来了，恭喜恭喜！

每逢此时，丁炳昌就两眼朝我一翻，悠闲地调侃：“这个嘛，要肯定樊某人的功劳嘛！”

“她的功劳？”个个瞪圆了眼！那表情、那口气就像听到了天方夜谭。而我也不作解释，只是嘿嘿地笑。此情此景，简直就是当年浑源县那一幕的翻版。

时光荏苒，现在，我们俩都已退休，并落叶归根回到了上海浦东我的老家。从镜子里看，丁炳昌的胡须白了，我的头发白了，当年的“小丁”、“小樊”，已变成白胡子老爷爷和白头发老太太了。

现在对“白头发老太太”来说，没有比看警匪大片更过瘾的了，那些视历险如儿戏的孤胆英雄们实在令人回肠荡气；没有比与老丁手牵手漫步于乡村小径更悠闲了，那铺满野花的田埂小径、那洒满金色碎稻秆的田野、那飘浮在天边的洁白云朵，可让你顿时心旷神怡；没有比在电脑前接收朋友们发来的一封封邮件、并随意浏览世界风云更有趣了，要知道这是身处“乡下”的我们，与外面世界的“热线”联络；也没有比每天还在电脑上敲1000字更得意了，这至少证明樊某人还保持着某种敏锐、某种实力……

啊，拥有生活，真好！拥有自己所爱的人，真幸福！

对了，今天晚上，我要非常严肃地对老丁宣布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姓丁的，听好了，下辈子我还嫁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