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丁安相比，对于大儿子丁平，我怀有更深的负疚感。

记得那年刚调到太原，没有住房，一家三口就成了山西日报社招待所的常客。遇到我在外采访、丁炳昌又没能及时下班，上小学二年级的丁平，就得独个儿捧着大搪瓷碗去食堂吃饭，吃完了，还给爸爸妈妈打上饭。小小的人儿，一双小手捧着盛得满满的陶瓷盆，眼珠子死盯着，迈步子小心翼翼着，还一路滴滴答答洒泼着……

一次让我碰个正着，我弯下腰接过碗，母子俩四目相对——我从儿子眸子里看到的，一半是惊喜，一半是委屈，那神情，那步态，永远、永远地刻录在了母亲的脑屏幕上……

有一年冬天，丁平上床睡觉之前，把一件毛衣团成一团，扔到我正在写作的桌子上。“你干吗？”我生气地问。可儿子竟背过身子去不理我。我扳过他的身子，只见他泪痕满面……

他叙述了事情的原委：上午，老师叫他到黑板跟前做一道题目，可毛衣袖口上脱落的毛线，一直从课桌下拖到黑板跟前，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你妈妈又出差了？”老师问。“她在家，只管写文章，不管我。”同学们又笑了。

“回去找妈妈，让她今天就给你补好毛衣。告诉她，这是老师说的！”

我捧着毛衣，脸发烧了。深夜，我又查看了儿子的毛裤，膝盖上两个大洞就好像两只嘲笑的大眼睛，谴责我这个当母亲的没有尽到起码的责任。一股酸溜溜的东西涌上喉咙。我打开箱子找出一团毛线，一边流泪一边给他打一条新毛裤，一直打到天明……

1987年丁平高考，而他的妈妈正面临着另一场“高考”——业务上再上一层楼，从写“平面新闻”到写“全息摄影式报道”，同时，《新闻文体大趋势》的理论著作也进入了写作过程。母子俩的房间紧挨着，咫尺之遥，然而又像住在两个星球上，各自循自己的轨道运行。偶尔碰面，简短的对话就像是录音机里放出来的“老歌”：“复习得怎样？”“还好吧。”“用功点儿，这关系到你一生。”“知道。”

天有不测风云，高考前一周，重感冒光顾了丁平，他发着高烧上考场，全家都为他捏着一把汗。考分一公布，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凭这个分数，进重点大学没指望，就连普通大学，都没得好专业让你挑。看着分数单，我直觉得心痛得像插进了一把三刃刀并在不停旋转，头脑里一片空白。

而偏偏对门老余家的老大，丁平自小的同学，以高分保送进北京大学，前来祝贺的人川流不息，与我家的愁云惨雾成了鲜明对照。

丁平一连两个星期没踏出房门，我的老母亲眼泪涟涟，老父亲唉声叹气，“云芳、炳昌啊，你们总得想想办法，联系个好大学让丁平上，你们认识的人多……”饭桌上，两个老人低声下气地哀求着，但我一直黑青着脸不吭声。

这一天，我和丁炳昌走进了丁平的房间，儿子低垂的脑袋抬起来，怯生生、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眸子里闪动着乞求，也闪动着希望之光。

我的决心在一瞬间动摇，但只是一瞬间。我把手搭在儿子的肩膀上，柔和地、但是坚定地表达了下面这些意思：爸爸妈妈很想帮助你，儿子，也许可以去开后门——假如我们开口，也许办得到。但我们不能，作为《光明日报》记者，我们要做得正，站得直，才有资格去批评别人，儿子，请原谅，我们不能为你破这个例。

希望之光在儿子的眸子里熄灭，而我的声音也发颤了：“现在我们联系了湖南一所重点大学，但……是分校，刚建立，条件很差……当然，假如学业优秀，一样拿文凭的，你愿意去吗？”

心灰意懒的儿子连眼皮也没有抬，轻轻吐出两个字：“随便。”

在我跨出房门时，我回过头来，恰恰与儿子的视线相交，我希望我看错了：因为从那视线里射出的，竟然是憎恨。我觉得我的心又一次被利刃刺穿，突然间痛得喘不出气来。

从那时候起，丁平见了我永远是低眉垂手，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而我们母子间的单独谈话也几乎画上了句号——做儿子的总是缄口无言、冷若冰霜，我这个做母亲的又如何能把“独角戏”唱下去？我甚至痛彻心扉地感到，我永远地失去了这个儿子。

1992年年初，丁平通过考试被美国某大学录取，为了弥补儿子，丁炳昌和我积极在国外亲友中找“经济担保”，进展很顺利，但一夜之间，“癌症晚期”的诊断结论改变了一切。

丁平从海南匆匆赶到北京，我问他，护照的事办得怎样了？他答：现在还哪里谈得上出国？我走了，弟弟一个人在海南怎么办？

我无言。当时全家刚搬迁到海口，丁安刚转了学，我这一病，死活尚且不知，要是留下两个孤儿，我……不敢再想下去。

手术后，丁平要回海南了，临走前一天，他踏着初冬的积雪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一天，苦苦寻找白菊花，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花。他还精心挑选了厚厚的棉袜和棉拖鞋——细心的他，生怕妈妈手术后感冒。他把东西放在我的病床前，还是低眉垂手，一副恭敬冷漠的样子，但我知道，在他善良的心灵里，已经原谅了妈妈，而且挚爱着妈妈，憎恨的冰块已经融化。

感谢上苍，赐给我如此体贴入微的丈夫，又赐给我如此善良孝顺的儿子，作为人妻作为人母，我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