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