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可能多地独自待在自己房间里，试图倒空头脑中所有的思想，忘掉自己身在何处，甚至忘掉自己是谁。一天晚上，当我怀着这种麻木的心情穿衣服准备去吃晚饭时，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这是菲尼从树上掉下后，我头脑中萌生的第一个背后有力量作支撑的念头。我决定穿他的衣服。我俩穿同样的尺码，尽管他总是批评我的衣服，可他却常常穿它们，并迅速忘掉哪些衣服是属于他的，哪些衣服是属于我的。我从未忘记，这天晚上，我蹬上他的科尔多瓦皮鞋，穿上他的裤子，我寻找，并终于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他的粉衬衫，衬衫洗得很干净。它那高高的、有点硬的领子蹭着我的脖子，宽大的袖口碰着我的手腕，那精美的布料贴在我皮肤上，激起一种陌生而与众不同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位贵族，某位西班牙大公。

但是一照镜子，我却发现自己根本一点都没变成贵族，我并不是白日梦里的人物。我就是菲尼亚斯，栩栩如生的菲尼亚斯。就连我的脸都挂着他的幽默表情，挂着他那生气勃勃的乐观机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想法会使我如此轻松，但我身穿菲尼的这件华丽衬衣站在这儿，似乎永远不会再为自己的角色困惑了。

我没有去吃晚饭。整个晚上，这种变化感始终跟随着我，即使在我脱下衣服上床睡觉之后。这天晚上我睡得很踏实，只是在醒来的时候，这一幻觉才消失，我面对自己，面对我对菲尼所做过的事情。

要发生的迟早都会发生，这天早晨它发生了。“菲尼好些了！”斯坦普尔大夫在小教堂的台阶上对我喊，风琴正在我们身后弹奏着退场乐曲。我犹豫地穿过唱诗班，唱诗班成员的黑袍子在早晨的清风中飘荡，医生的话在我身边回响。他本可以在这里，当着全校人的面揭发我。可他却亲切地把我领上一条通往校医室的小路。“现在他能见一两个探视者了，这几天他可受了不少罪。”

“你认为我不会打扰他吗？”

“你？不，为什么？我不想让那些老师们在他身边瞎慰问。但是一两个哥们儿来探视，对他却有好处。”

“他仍然很难受吧？”

“骨折确实严重。”

“但是他——他感觉如何？我是说，他是否快乐，或者——”

“啊，你了解菲尼。”我不了解，我十分肯定我根本不了解菲尼。“骨折确实严重，”他继续说，“不过我们终会把他治好，他将再次行走。”

“再次行走！”

“是的。”医生并没有看着我，只是稍稍改变了一点语调，“这样一场事故之后，体育当然是搞不成了。”

“可他一定还能搞，”我喊道，“只要他的腿还在，只要你不给他截肢——你不会给他截肢吧？——只要没截肢，骨头就仍在那里，那么就会慢慢长起来，不是吗？当然会长起来。”

斯坦普尔大夫有些犹豫，我认为有那么一刻他瞟了我一眼。“体育搞不成了。作为朋友，你应该帮他面对并接受这一事实。越早接受，他的情况就越好。假如还有哪怕一丁点儿希望，除了走路他还能做些别的事情，那么我也会竭尽全力的。没有这样的希望。我很遗憾，当然人人都很遗憾。这是个悲剧，但却是事实。”

我抓住自己脑袋，指头摁紧头皮。也许觉得应该和善些，医生把一只手放在了我肩膀上。他这么一来，我失去了对自己的全部控制。我捂着脸痛哭起来；我为菲尼亚斯痛哭，为自己痛哭，为这位认为应该面对现实的医生痛哭。最主要的，我是因为那和善而哭，这一点是我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