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也是一样，首先需要弄清楚每种事物特有的法则，然后才能进一步探究其存在的生命根本之理。朱熹认为，总合天地万物之理，会形成大的“一理”，每个事物分开来又都有各自之理，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一理”的体现，即所谓的“理一分殊2”然而，王阳明在“格竹”时却不这样认为，他希望通过“格竹”立刻悟出总合天地万物的大的“一理”。他没有看到分殊之理，而是直接来探求大的“一理”，因此说他的做法更接近于道家和禅家的做法。儒家注重分殊之理，所以儒生才会那么重视出仕。

有儒者认为佛教持高远参悟之说，但他们基于建立在人之上的政治，而不能不对人人施以教化。

这句话反映了儒者注重分殊之理的态度，但当时的王阳明还不知道朱熹格物之学的根本就是探究分殊之理。

物是理的载体，理不能脱离物而存在。格物必须有物，有物才能穷其理，因此朱熹说：“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离不得。”

在探究竹子之理时，如果忽视竹子这一客观事物的存在，仅将其视为一种方法或手段，这就不是儒家之道，而是道家或禅家之道。《庄子?知北游》篇中有如下记载：

东郭子：“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无所不在。”东郭子：“期而后可。”庄子：“在蝼蚁。”东郭子：“何其下邪？”庄子：“在稊稗。”东郭子：“何其愈下邪？”庄子：“在瓦甓。”东郭子：“何其愈甚邪？”庄子：“在屎溺。”

东郭子听到这里，惊得目瞪口呆。庄子接着说：“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豨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从王阳明“格竹”之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庄子》中“道”的影子。此事姑且不论，王阳明“格竹”是想一举求得穷极之理，但按照他当时的资质，这一目的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

王阳明的这一穷理方法虽然违背了朱熹之道，却和陆九渊的穷理之道如出一辙。陆九渊主张“心即理”，把理看成是心的体现，阳明的穷理方法和他的主张极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