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十家牌法”，即是让每户百姓制定家牌，并登记相关信息，其中包括各户人口数、户籍、姓名、年龄、体貌特征、职业、技能特长等，同时还需标明家中是否有重患病病人，是否有为官者。并且，还要准确登记户主姓名，家中成年未成年人及男女比例。若有租用房屋者，要登记租住者的相关情况。官府规定，各家各户应将上述信息抄录于家门前告示板之上，以备官府随时核查。

每日傍晚时分，当地官员会挨门挨户核对告示板上的信息是否与家牌录入内容相符。如遇某户某人外出办事，要查清此人所在地、办理何种事务以及确切的返乡日期。如有临时借住者，要查清此人的姓名、籍贯以及此行目的。官府对当地百姓进行详细调查，并将相关信息通告给各家各户。百姓一旦发现可疑人员，要立即报官。

“十家牌法”将十户居民编为一甲组，甲组即为连座单位，如发现私通匪患者，同一甲组的十户连座受罚。此外，官府在十户之外另设相应负责人。

不久之后，王阳明又在每个村镇中设置一位保长（责任人），负责村镇安全。同时，王阳明还将“保长制”与“乡约”紧密结合，灵活应用。自推行“十家牌法”之后，王阳明声威大振，各地官员根据本地情况，活学活用，使得“十家牌法”的内容更为充实和完善。

“十家牌法”出现于宋代，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内容。至南宋时，此法令已近废除。明朝中期，王阳明重新启用“十家牌法”，并使之发挥出更为重要的效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在推行“十家牌法”的同时，也通过推行“乡约”来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这也充分印证了王阳明的爱民之情。先秦时期曾出现过“邻保制”，对于治安相对稳定的地区而言，此制度显得过于严苛。王阳明之所以将“十家牌法”与“乡约”并举，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弊端。

据东正堂记载，明朝哲学家李贽曾对王阳明的“十家牌法”做过如下评价：今人若推行“十家牌法”，不利于稳定民生。先生推行此法，则利于富国强兵。若能形成全民皆兵之势，则不必借助狼达土军，即可消除匪患。若不借兵，则无需制兵、调兵；若无匪患，则无需养兵、用兵。如此一来，国自富、民自强。然今人尚未知此法深意。（《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