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指的就是书画收藏史上著名的“折俸事件”。而这次折俸事件中获益最大的就是朱希忠、希孝兄弟。二朱为怀远县(今属安徽)人。希孝，隆庆元年(1567年)以左都督太子太傅加太保，寻兼太子太傅，谥忠僖。明王世贞《觚不觚录》一卷也记希孝得内府书画，故实曰：“分宜败，什九入天府。后复佚出，大半入朱忠僖家。朱好之甚，豪夺巧取，所蓄之富，几与分宜埒。”

《清河书画舫》溜字号云：“朱希孝太保承袭累代之资，广求上古名笔，属有天幸，会折俸事起，颇获内府珍储，由是书画甲天下。

权相张居正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好事家”条中记：“今上初年，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狭，而所收精好，盖人畏其焰，无敢欺之。亦不旋踵归大内，散人间。”此“张江陵”指的就是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老师，由于皇帝年幼，加上李太后的倚重，所以权倾一时。张居正亦好书画，便有各种阿谀之人供上名迹，其中很多就是当年严嵩抄家归入国库的东西。前文提到的成国公朱希忠，在晚年病极的时候也孝敬了张居正不少好画，以至于得封定襄王。后张居正病逝，遭人诟病，终至抄家、罚没财产甚至鞭尸的下场，其藏品又充入国库，“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相购之，所蓄皆精绝。”

书画名迹从民间被搜刮到权贵手中，然后被籍没充入国库，再由不同的方式复归民间，再由新的权贵聚拢，再抄没入内府……如斯循环往复，烟云的聚散莫不如此。

法书名画集于清宫

中国皇家收藏，在清代乾隆皇帝时达到了巅峰。仅以《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所著录的历代法书名画而言，就有自晋、六朝、隋唐直至清朝当代的历代书法、绘画、碑帖、版本、缂丝等，其中《秘殿珠林》所收录的专为各类宗教题材的文物。两书总数为255册，所收书画家(合作作品不计)名头共863人，其中《石渠宝笈》收录作品计7757件，真可谓卷帙浩繁，蔚为壮观。

乾隆时皇家收藏的宏富，和清代前几位皇帝对艺术品的重视有关。清内府的藏品很多来自明代宫廷收藏，如清宫收藏的明代帝王、院体绘画，便主要来自明内府。清朝立国之初的几位皇帝都喜好书画及古玩，从康熙时期清宫就开始留意对书画的搜求，不少流散的珍玩逐渐会聚清宫。康熙喜好董其昌的书法，注意收集其作品。在康熙的侍从之臣高士奇的书画著录中，就专门列有“可御进”一项，还特将董氏作品列为专目。

乾隆皇帝在诗书画及收藏鉴赏领域中，又是继唐太宗、宋徽宗后之的又一位有着精湛艺术造诣的“翰墨大帝”。他汉学学识渊博，精研诗书画及古字画鉴赏，对前代法书名画更有一种贪痴的心态。他醉心于历代书画的把玩鉴赏，赏到尽兴时，喜欢在字画上题写诗文，加盖印玺，有时会一直题到画面盈满为止。相传乾隆得到元代画家黄大痴(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时，被黄大痴出神入化的丰富笔墨所陶醉，以至于“龙颜大悦”，将整卷画面“题之又题，赞之又赞”,直题到画面“密不容针”为止，可见乾隆对书画作品的真心赏爱。

封建时代的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对书画作品喜爱的信息，自然会迅速传递到臣下的耳中，于是一些收藏丰富的大臣会以献纳的方式向皇帝贡奉。河南宋权、宋荦父子，曾多次受过康熙、雍正皇帝法书名画的赏赐，加上两代购藏，其藏品在清初是数一数二的。到了乾隆皇帝时，这一家的后人通过献纳或其他方式，使书画名迹流入了内府。清初大收藏家梁清标，庋藏之富，有过于宋氏父子，他死后，所有唐宋书画也全部流入宫廷。早于梁清标的冯铨、孙承泽，其藏品亦先后为乾隆皇帝所有。一向精明过人的高士奇以及家财万贯、励志括囊天下名画的山东张先山父子，他们的藏品最终也到了乾隆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