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编外犯人”称呼徐璋本似乎有点“八卦”，因为我在三中队时期，徐毕竟没有在三中队，但我又常常听三中队的老号谈到他，特别是一些有文化的犯人。他曾是在三中队呆过的特别犯人。然而，我问起现在徐璋本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只是听李聘伟说，他肯定没有放，仍然在一监。

徐璋本是什么人呢？李聘伟跟我说：他是清华大学教授，与钱学森是同学、两人一起回国的。1957年大鸣大放之时，这位在美国生活了好几十年的人以为中国是要向美国转型，他提出来要筹建劳动党，并与毛主席竞选国家主席。由此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判了无期徒刑。不过，在监狱中，他受到了特别的待遇。狱方给他一间小屋，他住在那里，吃饭也是小灶，甚至为他单做。还有一个青年犯人伺侯他。每天徐璋本在自己的小屋看书，写东西。有时老同学钱学森还到监狱里来看他。每周可以回清华园与家人共渡周末。周一上午或周六晚上返回第一监狱服刑。徐璋本先生每周享有回家过周末的特权，这在当时确实是骇人听闻的，因为像饶漱石、潘汉年这类中共高官，进了监狱也没有听说让回家的，最大的优待也不过是让其妻到狱中陪他而已。到了文革之中，这一切优待都被否定、批判，说这些是“公检法”、罗瑞卿（当时的公安部长）执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在劳改系统的表现。于是，取消对徐璋本的一切优待，把他安排到三中队劳动。

1969年贯彻林彪一号通令，在全国搞战略转移之时，徐璋本和部分原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犯人转移到河北省邯郸的劳改场劳动改造。此后就再也没有徐的消息了。

1982年，我在《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一天有位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工作的王姓作者来访。他说自己原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生、师从李泽厚先生。写了一篇关于古代美学的文章。后问及通信地址，他说住在清华，父母都在清华工作。我突然想起徐，试探着问：“清华大学原有一位徐璋本教授，您知道吗？”我觉得他有些异样，迟疑了一会儿，回答：“那是家父。”我也一惊，没想到第一次在监狱外谈及徐璋本就碰到他的儿子：“那您怎么姓……”他连忙说：“王是家母的姓，父亲遭难后，为方便改从母姓。”话说到这里，就有点儿冷场。他没有追问我怎么知道其父的，我也不好深问。只问了一句：“徐先生还好吧？”他连连回答：“好，好。”后来再没有见到过这位王先生。

2008年参加“新东方”一个会，偶遇谢泳、丁东二兄，以大著《文化十日谈》见赠。回家捧读此书时，在“士林风骨”中有一篇《徐璋本的思想》。这是第一次在印刷文字上看到“徐璋本”三字。文中介绍了徐的大致经历。他是1954年从美国回来的（这是黄万里先生的女儿所讲，也有说他解放前回国，现在上海教书，解放初院系调整时调到北京清华大学），他的好朋友钱学森1955年回国。徐璋本和钱学森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三、四十年代，徐、钱二人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钱学森和徐璋本都是专攻导弹学的，不过钱搞的是“导弹致导”，而徐学的是“反导”。1950年代以后二人真是“一正一反”，贯穿了他们的一生。现在钱学森是名满天下，而徐则鲜有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