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璋本是高级知识分子，学问是他们保持自尊的内在力量，而监狱方面也会利用一切机会，釜底抽薪，打掉其自尊。如1970年中国发射卫星成功，监狱的“黄大队长将一摞宣传卫星上天的海报递给一中队的犯人大组长，让他分发到各个小组。黄大队长手中留下了一张海报，高声喝道：‘徐璋本！！’。徐璋本从坐着的人群中站了起来。黄大队长把海报递到徐的面前，说：‘念！’。徐璋本不敢不从命，认真地念了起来。念毕。徐双手下垂，等待下文。黄大队长厉声说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全场一片寂静，等待徐璋本的答复。片刻后，徐璋本淡淡地说：‘惭愧，惭愧’”。这在政治运动的操作中有个专用名词，称作打掉其“反动气焰”。一个自以为代表国家的劳改“大队长”与失去反抗能力老人的较力有什么意义呢？

“一打三反”是文革运动当中大开杀戒的阶段。1980年代我供职的文学研究所古代研究室有位研究生，高中毕业，一度在四川当兵。他跟我说过一件事，使我很震惊。他说一次在拉练过程中（1969年一度把本来是野战训练项目的拉练普及到全民）与地方合作得很融洽，最后有个“军民联欢”的节目，就是允许解放军士兵充任枪毙犯人的刽子手。把“杀人”当作“军民联欢”的项目，真是闻所未闻。这位研究生说，他见证那次“一打三反”的行刑，一次就枪毙就是好几十人，其中许多案例一听就是极其荒唐的。小说《号子里的人》一开始也是写“一打三反”运动中枪毙人犯，有些已经定案判刑的，又给加码、拉出去枪毙。罗昌也写到河北省监狱中的“一打三反”：

曾经将一个在押犯人送到邯郸地区召开的公审大会上批斗，最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这个人的名字叫吴纪仁（音同）。我记得吴纪仁先生也是1957年因为鸣放入狱，入狱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年龄与徐璋本相仿。吴纪仁的杀身之祸就是起源于拒绝在小组会上承认自己有罪，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毫无顾及地谈论与制度和意识形态有关的敏感问题。被枪毙之前曾多次在全场犯人大会上被批判。我残存的记忆中，吴纪仁先生的“反动言论”几乎涉及了1957年到1970年的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和官方唱反调的。有些老犯人早就预言：吴纪仁活腻了。吴纪仁被枪毙前已经疯癫，他被关在单人禁闭室中，路过的人都能听见他在不停地宣讲，声嘶力竭。警方说他是装疯卖傻。吴纪仁被枪毙的那天上午（确切日期记不清了），曲周的犯人没有上工，下午午休后召开犯人大会，会上宣读邯郸地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判决公告。那张公告上判处了30多人的死刑，其中就有吴纪仁先生。估计公审大会是上午开的。向曲周的犯人宣读布告时，吴纪仁先生已经魂归黄泉。宣读布告后，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讲话，他警告不愿认罪服法的犯人，吴纪仁的下场就是榜样。接着，黄大队长开始点名，被点名者都是狱方认定的反改造份子，凡被点名者都必须站到会场前面的空地上。被点名者有20多人，其中就有徐璋本先生。平时的徐璋本先生由于比较开朗，所以年龄虽大，并没有给人一种衰老的印象。但这时的徐璋本先生站在那里，双目无神，嘴角下垂，令人陡然感到这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垂垂老者，他深受精神的折磨和和人格的屈辱，已经无法继续承受下去了。

一个人的人格力量能够支撑多久？读一些年青人和海外批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文字，动辄说大陆知识人缺少操守。实际上，他们看到只是在台面上表演的人士，许许多多有学有守有识的知识人默默无闻，不为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