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祥是个社会底层的艺人。解放后，行政组织严密，他不能像其前辈艺人那样浪迹江湖、作江湖人去游走四方，生活安定而且有些保障。那时社会底层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艺人，他们是传统艺人，与那些被尊称为“演员”或“艺术家”的艺人完全属于两个世界的人物。解放后要把这两种人合二为一，统称为“文艺工作者”，以便对各种艺人实施改造。在大城市的如北京、上海这种改造运行比较顺利，经过了细致而艰苦的重塑，如北京的侯宝林、刘宝瑞等，上海的袁雪芬等也走进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行列。这些人不仅需要完全换上一种全新的话语，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要有所转变、以适应这个新时代。侯宝林等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也有不能适应的、就早早退出文艺舞台转行干起其他营生（天桥的许多艺人转行干其它行当了，如唱西河大鼓的艺人刘田利就到澡堂子烧锅炉了）。小城镇、农村也有这类底层艺人，他们比城市的艺人文化更低、适应能力更差，地方政府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和能力改造他们，这样他们只能自生自灭（1957年整风时，田汉还为这些艺人呐喊过）。如果说这些底层艺人解放初还能短暂生存的话，文革一来，大多被扫荡以尽，集体消失，后来只有特别落后的山区（张艺谋演的电影《老井》也表现了文革中有盲艺人到村里演唱的情景）略有复活。

我从王承祥的口中得知许多社会底层艺人的生活状况。因为他是艺人，进了监狱，在塑料厂停工期间，队长也让他编演节目。他自己不能编写就找我帮忙。那时只能编批判“四人帮”的。他说：“江青曾和我们一样，都是吃开口饭的。我弄不明白，她都嫁毛主席了，也不用演戏了，什么好东西没有的吃？还瞎折腾什么？”这是他对江青不满足现状“还要祸害人民”（当时批判用语）感到特别困惑的地方。他说：“我们作艺人可不容易，过年唱野台子戏，脸冻僵了，张不开嘴；指头伸出去，打不了弯儿，连拳头也攥不成。只要一下场、到后台就把手插进别人的怀里，暖和暖和。不分男的女的。后来一强调阶级斗争，我们就惨了。许多戏像《杨三姐告状》这样抓人的戏（指吸引观众）都不能演了。有一年过年演《箭杆河边》。我演二赖子（农村二流子），那天风大特冷，而戏里演的又是麦收季节，不能穿的太多。我在台上冻得直哆嗦，一下场，到后台，担任剧中妇女主任的演员正在我面前，我把冻得像红萝卜似的手就插到她怀里，不想她马上跳起来，打了我一个耳刮子，而且还边打边骂‘臭流氓’。多少年都这样，谁也没怎么着，怎么这次她就入戏了，以为她真的就是抓阶级斗争的妇女主任，我真的就是二流子呢！演完戏，我还真成了比‘臭流氓’还臭的‘坏分子’，戴上帽子回乡监督劳动。把我轰走了后，他们也没好几天，文革一来，剧团解散都回家种地了。前两年他们看我唱大鼓，混得还不错，还想跟我一起干，或再组个小班儿流动演出。我坚决不干。我对他们说，我对‘妇女主任’算是怕到底了。别再找我，再跟她一起演出，还不把我送进监狱？”我打趣他：“你没跟‘妇女主任’一块演也进监狱了。”他乐了：“这回是跟党的书记跟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