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34岁。这一年的风风雨雨及大灾大难是我三十几年的人生中首次经历的。

这一年的1月8日周总理逝世。2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出笼。3月是吉林陨石雨，其中最大的1700多公斤。连毛泽东都对身边的服务人员小孟说：“这种事情历史上可是屡见不鲜呐，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就更多了。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呐。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啊。”可见它在当时引起的震撼，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都不禁为之心动。4月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用当时的宣传口径说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借悼念周总理煽动群众反对中央，干扰、破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方向”。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批邓”（其实从2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批邓”，但未在报纸上公开点名）。5月底云南龙陵、潞西大地震。7月6日朱德总司令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天津。只唐山就死了20多万人。北京家家防震，搭地震棚、几乎人人都从室内搬到室外来住。北京大街小巷，胡搭乱建，一派人心浮动的景象。9月9 日毛主席去世。直到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四人帮”极左势力垮台。

很奇怪，“四人帮”垮台后，社会也就逐渐安定了下来。社会及自然界再没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毛泽东预言的“血雨腥风”终于没有来。我们这些因政治而被抓捕的另类人物，安全度过了这次矛盾猬集中的权力转移关。

社会消停了，但这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在监狱中的反映却持续到1977年底。有些事情前面已经说到，例如因悼念周总理而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在1976年4月之后有大量的涉案人员被捕，看守所——K字楼本来一间只能容纳16个人的监号再加进十个八个是寻常事。被捕的大多是青年人。与我在一个号里待过、因“四五事件”被捕、却能深刻留在记忆中的却是两位老人，一位是姓祝的老人，当时就有六七十岁了，他是石油学院的教授，专业是经济学；另一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细菌病毒的教授，姓刘，他较年轻些（我的印象中他名叫刘隽湘，在网上搜索，医科院确有刘隽湘其人，生于1916年，与我1976年见到的刘教授岁数相似，但此位刘隽湘教授是研究血液的，网上他的照片只有一张，长相与我的记忆也不太符合。按：此文发表后，见网上有文悼念“四五事件”中的“小平头”刘迪逝世。文中说到刘迪之父就是医学家刘隽湘。当时为了抓这个《人民日报》点了名的一号“反革命犯”，把他的父亲也控制起来。那么我在K字楼所遇，必是刘迪之父刘隽湘了）。两位老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能干什么坏事？只因为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而被捕，可见当时打击面之宽，下手之重。

地震期间，看守全跑了，但监号锁得死死的，被关起来的“四五”青年曾经在监号中大闹，敲门顿足，让K字楼的看守煞是愤怒，扬言要严惩他们。后来北京果然紧锣密鼓地准备严判他们。那时司法机关有个惯例，每当要完成政治任务（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中央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之前，先判一批与本次运动清理的阶级敌人有些关联、但已经审完结清的旧案。例如我虽然1975年就被拘留了，案子也审清了，但连逮捕证也没签，还属于拘留等级，然而1976年5月10号北京市中级法院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算是正式逮捕，法院又很简洁地问了一次在公安局问过的那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