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革进监狱的这一段特殊经历，常常有人问我：“里边的干部子弟多不多？”为什么北京人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呢？因为干部子弟在北京是个引人注目的特殊群体，特别是在文革之中。

北京的干部多、自然干部子弟就多。现在民间有个对联，上联调侃说“红米饭，南瓜汤，老婆一个，孩子一帮”就是形容那些解放初，经历了千辛万苦出生入死的革命老干部进入大都市后，生活安定、心态放松生孩子多的情景（从现实中考察也是这样）。这些干部子弟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大体上有些共同之处。“家庭出身”不用说、“生活经历”是指他们大多上的是“名校”或有住宿条件的“干部子弟学校”。所谓“思想性格”的共同之处就是指一般青年人不敢干的，他们敢干，在对待天下大事上也有一股舍我其谁的派头（现在新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做“江山意识”，他们的“江山意识”特强）。这在“充分发动了群众”的文革中显得特别抢眼，也震动了整个北京。

我在读“大三”“大四”（1963—1964）期间，曾与一位高干子弟同宿舍，其父是位五级干部，很有些资历。这位同学比我大三四岁，曾在报社工作过，思想比较成熟，为人也比较谦抑。他曾说起，有些干部子弟、特别是上了大学的，多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谁都敢骂。这辈子也许连科长也当不上，可是连部长也不在他们眼里（毛泽东少年时不是也说自己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吗）。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心态，文革初期，北京最早被发动起来的就是在大中学校学习的干部子弟。

他们最先组织了“红卫兵”和各种战斗队、积极倡导“革命造反精神”（包括写一至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作者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作者）。在学校最先批斗校长和老师的是干部子弟，北京中学第一个被打死的校长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而此校就是干部子弟众多的女中，毛主席的女儿李呐就是这里毕业的。“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为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那位女红卫兵宋彬彬（后更名宋要武）也是干部子弟。后来由于批“资反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许多高级干部被整，不少高干子弟出面保爹保妈，炮打中央文革。此时有一些干部子弟被捕，关押在看守所K字楼。我在K字楼时还听说过叶剑英家几位子女都在这里呆过。其实叶家子女进K字楼已经是八、九年前的事了，但到了1975年仍然有人说起此事，可见它给北京人留的印象之深。关于一些干部子女反文革小组的问题早就解决了，统统释放，后来与他们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做了知青，再后来有关系而且乐于利用这种关系的纷纷走关系参军或早早地分到各单位工作了。

三中队除了与我有间接同案关系的顾某是名高干子弟外，还有两三个接近高干（北京一般在行政八级以上被认定为高干）的“中干”的孩子，其进监狱都与文革直接相关。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张建旗，一是胡智，一是彭灼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