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的魅力超过音乐史上任何一位作曲家的魅力，这不仅源于他的作品，同时还源于他的音乐的影响和音乐以外的影响。本书只能在边缘处涉及瓦格纳的这种影响史，尽管本书的作者在最近几十年内也撰写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论文。这部专著把注意力集中在瓦格纳的作品本身上——不仅集中在音乐与戏剧作品上，而且还集中在文学和理论的著述上——在他的生平、他的个人关系和他的时代的冲突领域中。在此，我们应该避免任何“传记主义”（Biographismus），然而恰恰一直到最近，这种传记主义都使有关瓦格纳的文献汗牛充栋、不堪重负。

瓦格纳本人对这种不堪重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他的各种不同的自传性的著述，一直到《我的生平》（Mein Leben）。尽管他努力再现他的人生的真实性，他却坚决否认这一点：人们可以在生平事实中，寻找音乐的现象或者干脆说艺术的现象，正如他的时代单纯的传记文学和我们的时代普及的传记文学所臆断的那样，这种传记文学一再使作家的作品退居作家的生平之后，但对一位作家而言，作品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很遗憾的是，这种做法得到某些有传记瘾的读者的积极赞同，他们在这种传记瘾中，得到有商业瘾的出版商的支持。这种有传记瘾的读者认为，只要了解一位艺术家的生平，就足以稳操胜券地理解他的作品了。瓦格纳曾经在1870年撰写了贝多芬纪念文集，在该文集中，他大肆嘲讽了这种尝试：建立《英雄》（Eroica）同贝多芬与拿破仑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直接的联系。他认为，在那种关系中，人们根本就找不到，“用以评价所有音乐作品中最神奇的作品之一”的任何内容。“我们从中能够解释这个总谱的哪怕一个节拍吗？倘若我们当真胆敢尝试这种解释，难道这不肯定会让我们觉得是纯粹的痴心妄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