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荒芜的年代，信仰在各个地方都不过是讨价还价、肮脏的交易。事实上，我一直相信王国作为上帝的仁慈恩赐，对我而言，王国就是一种宗教，正如艺术；我主要相信您，是的，唯独只相信您，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者，您应该作为国王提高我们的艺术！

她写到，如果国王放弃王冠，那么，“脱离了众神的人们，会在十足的平庸这种平等中”过着“痛苦的生活”。

同样是1866年7月24日的日记，瓦格纳的反应却与科西玛的反应完全不同。他幽默地对比国王所计划的退位同瓦尔特·冯·施陶尔兴的逃亡和劫持计划，国王很喜欢把自己等同于瓦尔特·冯·施陶尔兴；而瓦格纳把自己比作汉斯·萨克斯，他说：“当心点儿：不允许有这等事发生！” 别提任何上帝的仁慈！瓦格纳忠实于他的革命时代的人民王国的思想。按照瓦格纳的想法，国王应该离开慕尼黑这个被“罗马的祭司的阴谋诡计”和“可怕的教士神甫权力”唆使的官邸，“到清新的、自由呼吸的弗兰肯去”，并且在纽伦堡这座“工匠诗人”的、具有“开明的和思想自由的居民”的城市里，建立一个新的国都。

路德维希二世与科西玛，他们都把一种市民美学，视为一种“脱离了众神的世界”中的一个拯救依靠，救命的锚栓，这种市民美学通过宗教仪式化而超越自我。所以，理查德·瓦格纳也应该不再是“臣子”。令国王不悦的是，瓦格纳在给国王的信中偶尔这样称呼自己，以此署名。1866年10月20日，路德维希二世致信科西玛时写到：“一位从天国的高度降临尘世的神，向人们宣告新的救世学说，拯救这个世界。……像他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是一个人的臣仆呢，永远都不能这样！”在国王的心目当中，理查德·瓦格纳是新的基督。而对他和科西玛来说，音乐就是一种被保存下来的圣体显示匣，它应该摧毁“脱离了众神的”现代。

瓦格纳到慕尼黑刚刚几个月，针对他的一种与日俱增的反对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大，这种反对声音来自宫廷、慕尼黑社会和媒体方面：由于他的资金要求，这笔资金最终消耗掉了王室私人财产的近四分之一，而且由于他对国王的影响，人们指责国王，由于瓦格纳的缘故而疏忽国家事务，疏于朝政，这次反对活动导致4000名慕尼黑人的一次请愿活动，他们要求给瓦格纳免职。

1865年11月29日，瓦格纳以不署名的方式，在《慕尼黑最新新闻》（Münchener Neuste Nachrichten）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要求在自由的意义上改组内阁，因此，国王在内阁、贵族、王室家庭以及教会的压力下，要求瓦格纳离开慕尼黑；而巴伐利亚进步党和与它接近的自由党的机关报，对以下情况提出强烈抗议：“位高的亲戚、高等贵族的组成部分、国家公务员和教会工作人员，在国王面前，为占主导地位的情绪作证，由他们代表人民的情绪。” 但是，从慕尼黑被驱赶出来的瓦格纳，却向他的政治联络人奥古斯特·吕克尔发誓，他不会放弃这种希望：路德维希二世将推行一种自由的政策，他写到：“我认为，一切的关键是，不要减弱对他的信念，他会站在自由党人这边。” 德累斯顿五月革命者瓦格纳与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之间的联盟，没有被同时代的人——包括保守党的和自由党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变节分子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