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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打开自家大门的那一天，不客气地说，刘长乐这一代“50后”的人生观被冲得七零八落。幻灭的痛苦，如波德莱尔的诗，“思想就像被洪水冲刷过的墓地，大大小小布满了墓穴”。

改革开放猛然闯进生活时，只有那些有能力、有勇气直面冷峻历史的人，才能从近乎偏执的狂热中解脱，换得一份经历动荡艰辛的清醒，一种挣脱错误认知方式后的成熟。

这是一种觉醒的痛苦。

还好，刘长乐是一个能够及时调整航向的人。

他承认西方的发达与富有，但他更相信强大来自内心。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与美国人在朝鲜打了一仗，美国军事家、五星上将马歇尔在《河与挑战》中认为，中共军队在朝鲜打了一场胜仗。然而，他却隐瞒了美国军方另一场紧锣密鼓的战争：计算机战争。

朝鲜战争对计算机需求的扩张促使美国空军建构了洲际防御网络。每个计算机与雷达相连，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传递通过电话线在内部完成。这个网络，推动了以后用于计算机的大多数发明。同时，导弹早期预警系统的招标，使得IBM在1959年11月构思出了第一台半导体计算机，开创了人类进入智能世界的时代。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一场科学斗争……这是一场智力斗争……这是一场精神斗争……因为这场斗争的关键在于，它最深层目的不是要争夺土地和食品，也不是争夺权力，而是争夺人的灵魂。

几十年之后，人们终于知道，信息和资讯可以决定和改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只有186家新闻报纸、32家电视台，都由政府拥有。大部分媒体内容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台等中央新闻单位，它们筛选并调整国际新闻，传播政府的宣传意志，担当“喉舌”。

但在邓小平宣布改革的时候，这一切都改变了。

刘长乐说，我这个人的感觉是敏锐的，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把二十几年前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对比，每一条街道的面貌，每一张面孔，公民权利，商业活动自由程度，每一个在中国长时间生活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些进步和发展的沉甸甸的分量。对于经历那些让人透不过气来的窒息的人来说，春天确实来了。

在此之前，全中国都陷入一个传统的怪圈中：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邓小平打破了这个怪圈，从而使中国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的人一样，开始快速工业化，开始谈论生活、谈论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