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做个思想实验，把白嘉轩与米歇尔的父亲互换身份与处境，我相信前者的腰板依旧会挺拔，而后者多半会在群众大会上涕泗交流、泣不成声。

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制度与人心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也开始慢慢流行。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一句狠话：“民主自由讲了这么多年屁用没有，要我也鄙视你们这帮讲民主的。”读罢不由心下一惊，原来，在某些没挤上车的人眼里，最该责怪的既非插队加塞的乘客，也非开黑车售假票的司机，而是那些试图重建秩序之人。

转念一想，也是，当希望一再落空，而现实又因为希望的若有若无而益发显得难以忍受，常人自会产生一种厌烦和不耐，并且，这种厌烦与不耐常常不是指向问题的制造者，而是指向希望的提供者。

这种论调虽不科学，但也并非完全不合情理，我猜想他们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你们总是在口口声声地批评制度，可是制度的改变不仅遥遥无期而且根本不知从何入手，你们自己对此也心知肚明，但还是像老和尚念经一样没完没了，就好像只有你们高瞻远瞩，只有你们头脑清明不装睡，谁比谁差多少？够了，不要再向我们提供“虚假的希望”，我们已经受够了。

人们之所以会对某种表述感到厌烦，或者是因为它被重复多次以至于有了审美疲劳，或者是因为它被教条地应用以致成了包治百病的万灵丹。但是，也许这个表述并没有打算包治百病，它在特定的语境下仍有其实质意义，也许有时候我们要抑制住审美疲劳反复重申之，因为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

比方说，7月21日，北京暴雨，房山区遭到重创，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当地的两家人，当北京市政府启动救济方案时，他却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不能享受救济，谁能说这不是户籍制度所导致的问题？

再比如，9月22日，北大法学院召开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研讨会上，来自黑龙江的金女士失声痛哭，因为她的孩子一直在北京上学，有完整的学籍，但在高考来临之际，却面临既不能在北京报名也不为黑龙江接受的两难困境，全家陷入巨大焦虑中，谁又能说这不是户籍制度所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