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特说，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判断尤其出于这种直觉，出于情感的曝光反应。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我现在还记得7岁那年的一天，我们三线厂的喇叭突然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放，用沉重、悲痛的声音开始播发悼文。大家可能太年轻，不知道“三线厂”是什么意思。为了备战假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当年在各种各样偏僻的山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国防工厂，我从小长大的那家工厂对外号称卖生产化肥的，其实可以随时转产炸药。我当时坐在门口跟小伙伴在玩儿，我妈把我一把抓进屋里，跟我说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说笑。为什么？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我当时不明就里，但是很快接受了我妈的解释。多年以后才认识到，严格说来，我妈给出的这个解释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直觉上的锻造和情感的规训。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闹当然是错误的行为，这是一种无须任何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愉悦，听到“癌症”这个词我们会心悸。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各种各样情感暴光反应中接受了一套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最后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比方说旧社会是万恶的，国民党是腐败的，说到台湾，我们就想起收复，说到民主，我们就肯定会接上“乱象”二字，说到美国不仅是美帝国主义，而且加上“邪恶”的。语言和情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被加工，被消毒，被驯化。哪怕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农民起义不一定是可歌可泣的，民主除了乱象也有美德，旧社会不一定是万恶的，可能还有温情脉脉的一面。但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情感反应仍旧挥之不去，以至于一旦有人想挑战我们根深蒂固的情感反应，就像根本上否定我们自己，这是自我认同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重视理念的力量，还应该关注情感的力量，应该关注情感的教育。因为情感教育可能是改变一个人的根本路径。《正义之心》这本书中说我们存在的六种道德基础的知觉，分别是两两对应的十二个概念：第一，关爱和伤害；第二，自由和压迫；第三，公平和欺骗；第四，忠诚和反对；第五，权威和颠覆；第六，神圣和堕落。海特认为，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自由主义更在意的道德基础是前三组，反映在社会公共政策上面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反对强权压迫，强调对穷人同情。对比可知，专制主义更关心的道德基础应该是后三个：忠诚和陪伴，权威和颠覆，神圣和堕落。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意志的胜利》这个纪录片，这是1934年德国著名的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受纳粹邀请拍摄的片子。两百年前，普鲁士军队为了炫耀军国主义的赫赫武功，发展出了正步这一“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的最矫揉造作却最富表现力的肢体运动形式之一”。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先在他的冲锋队中袭用了正步，并最终使它成为德国全军的步法。正因为这样一层历史因缘，“二战”之后，联邦德国把正步作为法西斯主义的象征而彻底废除。我看《意志的胜利》总会想起奥威尔另外一句话，他说：正步走是世界上最为恐怖的景象之一，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力的宣言，它正在宣称的是：“是的，我很丑，但是你不敢嘲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