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性权力占主导地位的神圣革命中，革命者真正要战胜的并不只是政治敌人的邪恶，而更重要的是要战胜自身欲念的“邪恶”。出于对情欲冲动的恐惧,“禁欲”几乎是任何一场神圣革命的常规。将“性感”判定为罪孽的象征，以压抑自身的情欲冲动。这样，女性身体往往首先成为革命的对象。如果说,“无产阶级”革命试图通过消灭阶级，来抹平社会阶层的差异，那么，在性别政治领域内，革命同样试图通过抹杀性别差异的方式，来实现男女平等。革命首先使女性的身体“无产阶级化”，以达到对女性精神“革命化”的目标。对于女性而言,革命不仅是政治上的“无阶级化”，同时也是一场“无性别化”的革命。

从革命的禁欲理念来看，制服是一种乌托邦服装：严谨、刻板和整齐，保证了乌托邦的纯洁性。革命化的制服帮助实现了对身体的禁锢，它以掩耳盗铃的方式，试图让性别特征和性感归于视而不见，甚至消失。但在密封的制服包裹的下面，始终埋伏着女性的危险的身体，她是对男性革命道德的严重挑战，也是对男性想象力的考验。

出人意料的是，在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突然出现了短裤和军装相结合的女装。这部表现女性革命精神的戏剧，将军装的禁锢与短裤的裸露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令禁欲时代的男性观众浮想联翩。这或许是革命样板戏的制造者们所始料未及的。但这并非女装革命的信号。它只是革命舞台上的一个意外，与现实生活中的女装无关。

“文革”期间仅有的一次“女装革命”，是由“文革旗手”江青亲自发动的。“文革”后期，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旗手”江青亲自担当服装设计师，设计了一款风格奇特的连衣裙。从其设计理念上看，江式连衣裙依然带有明显的制服痕迹，但由于是连衣裙，面料又一般选用有一定下垂性和柔软性的仿绸、棉绸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女性身体线条的完整和流畅。

拥有政治特权的江青对女装所进行的有限的“柔性革命”，透露出革命时代的女性的性别意识的微弱萌动。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那个时代对女性身体禁锢局面。人民依旧只能通过革命电影中的女特务的打扮，来缅想遥远的花枝招展的女装。直至“文革”结束，服装的性别意识才逐步苏醒。而流亡的旗袍卷土重来，则要走过更修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