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建筑，这一点跟20世纪50年代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新村”成为现代性城市空间的一种特殊形态。工人新村在城市现代性想象中注入了乌托邦主义的激情，同时也是政治乌托邦的空间化和具体实现。整个新村就是一个微型社会，其中包括一个社会的基本机构和功能，管理也十分完善和整齐化。按照当时的社会观念，能够入住曹杨新村的必须是正宗的产业工人家庭。入住者需要经过严格的挑选，上查三代出身，以保证无产阶级新村在政治上的纯粹性。他们代表着当时社会的一个领导阶层，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征意义。这些产业工人从旧上海的边缘地区迁出，从被称之为“滚地龙”的棚户区搬进宽敞、整洁、卫生、有序的新村，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严密的居委会组织，使得“新村”社会变得高度秩序化。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居民们按楼区分组，搬着小凳，围坐在一起，听专门的读报员读报。周末，有人摇铃，居民们听到铃声就一起拿着扫帚，打扫公共卫生。

新村叙事的这种单纯性与坚贞性，是城市政治想象力的具体化。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种文化理念的一个影像，也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空间化。此后，上海各区都开始了克隆曹杨新村的壮举。工人新村成为上海居住面积和人口最多的建筑样式。整整30年的时间，它是在居住环境中占主导地位的建筑样式。

这样一种居住空间和它的管理方式，慢慢地对整个上海的市民阶层、普通底层民众的文化性格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上海人的性格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比较制度化，循规蹈矩，而且比较容易被管理。这一方面是上海小市民性格中相对消极的成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看作是由“新村文化”所培养出来的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市民社会的雏形。

然而，新村叙事如同城市史诗中的一个短暂的插曲，并且正在被人们所遗忘。随着上海的新一轮的开发，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城市格局也面临着根本性的重组。工人新村占主导地位的居住时代已经结束。新村也正在人们视野中和记忆中消失，变成了一块飞地，一个空白区，而且它存在的空间也正在消失，大量地被拆迁。毫无疑问，上海并不是一个或一组简单的城市意象所能概括的，这正是上海城市文化的复杂性之所在。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发展链条中，存在着一段巨大的缺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上海。这一环节的记忆阙如，意味深长。对于不同的城市文化地标的认同，就有不同的上海记忆，也将会引申出未来不同的上海形象，并带来不同的文化理念和城市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