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3年9月8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四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以乔治·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访华使团来到中国，参加当朝的乾隆皇帝83岁寿辰典礼。但面对在典礼上是否行三跪九叩之礼的问题，使团与清政府发生了分歧。马戛尔尼及其随员们只肯行单膝下跪或深鞠躬之礼。因为礼节上的分歧，两国邦交和贸易方面的洽谈不了了之，却在中国百姓中留下了一个关于西方人身体构造特殊性的传说，人们相信，洋鬼子是因为少一块膝盖骨而不能弯腿下跪。

我感兴趣的是，在这场中西方正面接触的游戏中，身体所扮演的角色。身体的这些在直观上的和被想象出来的差异性，成为近代中国“国族意识”初级认同的基础。在乾隆时代的故事中，西方人对个人身体尊严的捍卫，在中国人那里被释读为某种可笑的身体缺陷，身体的差异喜剧性地植入文化冲撞的结构当中。而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中国人因为在同西方对抗过程中的屡屡败绩，技术、制度和文化上缺陷，又转化为体质上的悲剧性的缺陷。“东亚病夫”的恶谥，成为100多年来中国人集体性的深层精神焦虑。所谓“中国身体”的形象，至今依然被笼罩在这种焦虑的迷雾当中。

在全球化学术语境下对所谓“中国身体”问题的学术研究，是近20来年的事情。正如古老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文化相遇之初所遭遇到的，是两种不同的身体经验的误解和冲突一样，西方文化理论对中国身体的理解，也往往陷入一种难以理喻的困境。美国学者冯珠娣在谈到身体问题时指出：“中国是没有‘身体’的。”毫无疑问，较之古希腊、罗马，中国古典文化中的身体形象显得较为暧昧模糊。在中古时期广漠的景象中，人的身体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细小物件，其地位与一块石头、一株树或一头牛相当。几根潦草的线条，约略勾勒出人体的模糊轮廓，作为写意的山水画中的一个细微点缀，或者写实画中的粗放情节。中国身体的暧昧性，成为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冯珠娣进一步解释说：“我的意思是中国没有笛卡尔式的身体，在中国不可以像笛卡尔那样把身体看作与精神完全分开的那种纯粹的身体。”冯珠娣、汪民安：《日常生活、身体、技术》,载《社会学研究》，2004（1）。不仅如此，就单纯的身体本身，中国身体也不是现代解剖学意义上的“身体”，或者说，所谓“盖伦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