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少儿“眼保健操”中，加上了“穴位按摩”的内容。尽管在科学性上尚存疑虑，但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人体经络和穴位学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身体保健领域，却奇妙地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在“文革”后期，针刺疗法甚至一度得以畸形地发展。针刺麻醉和针刺治疗聋哑病人获得成功的例子，在官方媒体上被大量报道。与此相呼应的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秘方和秘传疗法在20世纪70年代也开始从蛰伏状态慢慢苏醒过来。而在“文革”的高潮时期，这些都曾被当作“四旧”被红卫兵暴力清除。

当时,“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像任何一场革命运动一样，在高潮期过去之后，公众身心俱疲，社会普遍陷于“不应期”。普遍的政治冷淡，即是这场巨大政治震荡的后遗症。尽管官方口号依旧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实际上公众对革命普遍采取一种虚与委蛇、得过且过的态度，对公共的政治生活漠不关心，而对日常物质享乐的追求开始浮出表面。剧烈的政治震荡之后，便容易产生相对的滞缓和节结。这一政治性的运动周期现象，在公众的身体生理机能上也有反应。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有一个急剧上升的趋势。参见傅华：《预防医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虽然科学总是向人们承诺对癌症的攻克，但并不能提供明确的时间表。科学为作为群体的人类提供了攻克癌症的可能性，提供了希望的承诺，但对于单个具体的个体生命来说，这种承诺几乎等于零。于是，个体的生命意志，终于压倒了政治理性。对自我身体的关注，变得更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