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新华日报》关于报道皖南事变的文章，自然被国民党新闻审查官封杀，周恩来奋笔疾书补天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而自1937年国共谈判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无论唇枪舌剑，还是白纸黑字，“民主”、“自由”比比皆是。

政治打压，军事进攻，经济封锁，言论无自由，连生命都难以保障，任何处于这样一种境地的政党，对于民主、自由的渴望和追求，都是再正常、自然不过的事了。

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有句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是民主的摇篮。”

曾在海峡两岸颇受好评的《巨流河》作者齐邦媛，当年是四川大学学生，她回忆说：我们同学百分之八十都迷共产党，越是知识分子越迷。

抗战以来，大批青年投奔延安，其中多为知识青年。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5月、6月、7月，经西安进入延安即近2000人。他们不是因为肚子造反才来革命的，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因为在国统区的生活会优裕得多。他们向往延安，向往共产党，是相信共产党能给这个国家带来希望。他们甘愿做清贫的革命者，来黄土高坡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准备为之献身。

美国人批评过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说共产党伪装民主，而美国人看到的是事实。

斯诺是第一个进入延安的西方记者，谢伟思则是最早与毛泽东接触的美国外交官。斯诺大获成功，与毛泽东双赢。之前别说西方世界了，连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共产党，也被国民党的宣传机器胡涂乱抹成了“土匪”，乃至简直非人类的“共产共妻”。斯诺那些对中共充满好感的文章，为红色中国开启一扇扇窗口，在西方引起极大的反响。裙带关系、任人唯亲、中饱私囊，谢伟思见惯了国民党的腐败；谈笑风生的毛泽东，简朴而充满活力的共产党人，从重庆到延安，年轻的外交官顿觉清风扑面。

1944年11月7日，谢伟思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据两个美国军官、若干记者和二十余个外籍旅行家关于华北共产党控制地区状况的许多报告，相互极为吻合。这种根据实际观察所得的一致性是有重要意义的。它迫使我们接受某种事实，并且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日本人受到积极的反抗——不管日本人对人民如何经常地作战和残暴地予以报复。这种反抗力量正在增长。日本人可以集中大量的兵力，在有限的区域内暂时击溃中共。但他们不可能对共党现在力量所及的广大地区同时这样做去。

这种反抗是合理的，并且是成功的，因为这是动员全体人民所积极发动的全面游击战。在这全体动员中，共党的正规军虽然以领导组织者的身份，仍服从于位数更多的人民自身的武装力量。他们能够存在，是因为人民允许、支持并全心全意与他们共同作战。这里军队和人民是完全团结了。

这种全体动员的依据和可能性，是建筑在一种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运动上的。这种革命是和缓的和民主的。减租减息、改革税收和良好的政府来改进农民的经济状况。农民有了民主的自治、政治意识和权利的观念。农民们得以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自尊、自信和强烈的团体合作的兴趣。普通人民知道了他们是为了这些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