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戴军踏上主持之路的平淡开端，这个节目叫《大藏音乐专线》。那时候没有电脑和网络，所有在节目中播放的音乐都来自他从唱片行一张一张淘来的CD。而且节目都是在大藏北京的录音室制作的，每个礼拜要寄去山东。过程麻烦了点，但让他独自体验到了一种和唱歌很不一样的乐趣，说话的乐趣。

戴军就在被他称为“小黑屋”的录音室里，录了三年的《音乐专线》，也连着三年获得了“听众最喜欢的外来节目”第一名。大夏天，在严丝合缝的“小黑屋”里，也不开空调，对着话筒，按键一按，《戴军讲故事》就这么开始了。如果一首歌与当年南下打工潮有关，那他肯定会把这个背景融入到对歌曲的解读中去。不知道这是否就是领导口中的“特别”，不只陷于自我遐想，还会观照一种集体情结。

在主持《音乐专线》的同时，戴军还在报刊上开设专栏，并担当电视节目的主持与策划，广播、电视、报刊，他果然一个也没落下。除了“唱”，“说”已然变成了一项谋生的手段，也成为了戴军考验自我的一种尝试。后来过了很多年戴军才意识到，这段有点忙乱又虚渺的岁月，是一种隐隐的蜕变，而这种过渡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的前夜。

如果那几年的戴军是“想要表达”，那李静就是“太想要表达”。她的角色转变似乎要干脆得多，只是她的内心百转千回。

在央视文艺部，李静那时候只能做一些编辑性的节目，就是把一些素材串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原创的空间。李静很痛苦，她想，为什么老天给了我一个最安逸的工作状态，我却如此渴望创造与折腾。

她一点也不想老老实实地待在演播室。为了做一首《蓝色多瑙河》的串场，她冲到人家咖啡厅里问，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你能不能借我场地拍点东西？人家说，我有什么好处？李静说，我给你打一个字幕。她还教唆自己的老同学来帮她做“不一样”的摄像。那期节目李静自己很满意：一首《蓝色多瑙河》结束，镜头切到李静在咖啡厅里欣赏风景的侧影。然后镜头渐渐摇近，李静转身过来，说，一首《蓝色多瑙河》，把我们带入浪漫的意境，在午后喝一杯咖啡，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很放松 & &

这在现在看来是惯常手法，当时却是李静的创意冲动。没人理解，她为什么要让镜头晃来晃去，也没人理解她为什么要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从一条落满黄叶的大道尽头走过来。有一天，同事崔永元在台里碰到她，对她说，我特喜欢看你的节目，《周末大回旋》，还有《中外歌舞》。李静听了差点哭出来。

这种感觉很复杂，也让李静不快乐，因为她看到的屏幕上的那个人不是自己，越冲动，越无力，她陷入了新一轮的痛苦。她每天都会哭，有时甚至放声大哭。

如同六年前的那个小丫头，面对“命运”总有挑衅的蛮勇，在一个个十字路口，李静的抉择总在一瞬间与自己达成：自己确实不属于这里。几乎是在一瞬间，她轻吐一口气，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

然而，脱离物欲后的精神快感并不是每个人都敢品尝。李静比任何人都清楚，尽管央视的工作无法让她实现梦想，但毕竟能够为自己这样一个独自在北京闯荡的女孩提供体面的身份和不错的收入。但她显然更加关注梦想。她只是蒙在被子里问了自己三个问题：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和平饭店喝咖啡？我为什么一定要在赛特买东西？那些飘着的东西和你有关系吗？

然后睁开眼，天亮了，这一次她没有丝毫的慌张。虚名与浮华，如果你为此贪恋，你就将永远被梦想折磨——这便是李静给自己最后的告诫。于是，在4年的迷茫之后，她离开了央视。

崔健本20纪的最后一张专辑《无能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中有一首歌叫《90年代》。歌词写道：

语言已经不够准确/说不清世界世界/存在着各种不同感觉/就像这手中的音乐

语言已经不够准确/生活中有各种感觉/其实心中早就明白/却只能再等待等待

这是一个说不清的年代。以往的经验已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但有些人还是选择表达，因为他们欣喜，因为他们迷惑。

这是一个说不清的年代，没有人能一语道破，但答案分明就在命运的翻页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