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威眼里，李静和戴军都属于“很简单”的人，乐观，又对人不设防。遇到一件很难的事，也会说难，但你永远在他们的眼睛里看不到绝望。2001年，江苏台准备推一档新节目。苏威跟台里的关系一直不错，听到要招标的消息就立马告诉了李静，“这个咱们可以试试。”可要竞标就要先做个样片出来，租棚搭景以及制作的钱都要自己先出。苏威很清楚，那段时间李静公司账面上的钱从没超过1万块。于是她对李静说：“静，我有十万块，你先拿去用吧，就这么多。”李静一愣，不知该说什么好。她没要这笔钱，而是选择向手头更宽裕的朋友借，不过她对苏威说：“够朋友。”后来，苏威又找了个台湾的导演帮李静打造新节目。人家台湾导演对居住条件要求很高，李静心想，我哪有钱给人订宾馆租高级公寓啊。没想到苏威说：“静，那个台湾老师住我家就完了，租房太贵。”于是，苏威从自己在北京的房子里搬出来，和李静在工作室打起了地铺。经过一番认真的折腾，样片获得了台里的认可，一笔制作费随即送到了李静的手上，解了她的燃眉之急。这档节目播出后的收视非常理想，尽管播出的周期并不长，却为李静今后与电视台的深入合作打好了伏笔，同时也让她更加体会到了“朋友”之重。

在李静的字典里，除了朋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口号”。经历了这乱糟糟的一堆事，她总算理清了思路：做好节目不是只把节目做好就可以的。于是她背着自己的大包继续游走在各地的电视台和广告主之间，她不怕困难，她只怕自己在困难面前麻木。她时时用各种“口号”来刺激自己的心脏，也刺激团队的神经。“你们一定要知道，咱们将来一定能成为最牛的制作公司，我一定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主持人！”办公室里，散兵游勇们弱弱地望着李静，眨眨眼说：“姐，你这又喝多了吧？”李静说：“事儿还没成，我不敢醉。”

尼采说：“个体必须始终在社会中挣扎求生，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幻灭。”如果你哭过，伤过，痛过，骂过，失望过，那么你至少并非虚无。而按照李静和戴军的逻辑，人都是在挣扎的，但大可不必把自己讲得那么可怜。生活很残酷，但它让你看轻了残酷，如果你也曾遭遇逆境，那么你就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