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团队。似乎每个人都是杂家，十八般武艺样样敢耍。最早的四五年里，几乎所有的节目配音全是导演自己上。主要是当时盛行的“晚会腔”和“港台腔”，都不大匹配节目的气质。他们也曾找过专业的配音演员来做，可每次李静的哈哈大笑之后立马接一个稳重浑厚的男中音，怎么听怎么诡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时间太紧张。“超访”的粗剪片基本上都是晚上10点进行审编，然后一审就到半夜，第二天就要交成片，上哪儿去抓配音呢？只能把当班的导演给刨出来了。

除了配音，“超访”的员工也要会演戏。为了呈现“不一样的惊喜，不一样的感动”，节目经常会将嘉宾的某些“光荣事迹”拍成一支故事TV。这些故事TV中的情景再现往往带有一些夸张的演绎，从而留给现场嘉宾一个解释的余地。而就在嘉宾和主持人就某个事实争辩的时候，节目本身的张力和趣味就出来了。于是，为了成全“超访”的幽默，以及那种“招手就演，出门就拍”的行事风格，大批员工做出“牺牲”，成为了打酱油小分队的一员。公司里的一个司机，是“爸爸专业户”，永远在TV中扮演嘉宾的爸爸。还有一个制片主任，经常在小片里客串门童。

所以说“超访”是生动的。它如一匹脱缰的黑马，跑离了访谈节目的大群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态。而最重要的是，它只用了三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就实现了对传统访谈范式的破坏。

在《小鸡捉老鹰》时期，主持人和嘉宾是坐在一起的。环形的舞台中央摆着茶几，人都围着茶几坐，典型的“客厅情境”。可俩人总感觉不对劲，老是要侧着脸去看嘉宾。李静说：“我想要和嘉宾面对面。”可在当时的录影棚，两组人要是围着茶几面对面，镜头非常不好给，所以导演组就尝试着让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稍微拉开距离。后来这种形式得到了戏剧性的演化。“超访”第一次录影那天，道具给尹相杰借的椅子稍微有点矮，李静、戴军的椅子又稍微有点高，这一高一矮差出20公分。再加上录影棚本身的场地设计，使得主持人与嘉宾之间隔出了相当一段距离。于是等到节目开场后两边一落座，李静、戴军把手往桌子上一放，立马就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而对面的尹相杰则是多了几分“受审的郁闷”。如此，阴差阳错的座位安排导致了出乎意料的采访效果，导演们开心死了，决定将这种“对峙而坐”的状态保持下去。之后，“超访”经过了几次换景，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距离时远时近，但这一对话形态几乎没变。那最初的20公分，以及椅子间的距离，也成就了“超访”游刃于犀利与亲切之间的独家手法。

很多人说，“超访”的人是不按常理出牌的。这就像是在说，没人知道这帮人下一秒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其实，标新并不是为了立异，他们的大部分路数都是很合理的，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不按常理出牌：要么他们太清楚自己拿了一副怎样的牌；要么，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拿了一副怎样的牌。

何炅是“超访”2001年第5期的嘉宾。在正式录影的前几天，艳艳按照惯例对他进行前期采访。那一天正好赶上何炅在西单做新书签售，艳艳就和他约在那里聊天。下午，当艳艳和摄像大哥来到西单图书大厦的门口时，惊呆了。只见人山人海，把整个书店门口的空地都占满了，还哪里找得到门进去。一打听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排队等着见何炅的粉丝，有的人一大早就来了，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小时。可保安对他们说，人这么多根本没办法进行签售。艳艳看看表，已经2点过10分，看这架势签售会恐怕要取消。就在这时，从人群中的一个角落传来一个声音：“何炅！”瞬间，现场炸开了锅，人流不断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涌，艳艳高举着话筒，感觉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往前推去，再一回头，就根本走不出来了。她听到远处传来哭声，有粉丝大叫道：“根本不是何炅！我们要见何炅！”一时，呐喊声四起，人群的激动情绪飙升到极点。就在这时，艳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对着身边人说：“我们过两天要录何炅的节目，你们要是真想见他就把联系方式给我吧。”这话一出，一大群人“唰”地都把脸转了过来，开始朝她这挤。“我要去！我要去！”艳艳感觉自己都要被挤得脚尖离地了，摄像大哥也早已被挤得不知去向。这种反应艳艳始料未及，她现在想起来还会背后冒汗，“我是性情中人，看到他们一群小粉丝挺不容易的，就觉得可以帮帮他们，根本没想那么多。这事要搁现在我是打死也不敢干。”远处的摄像大哥高举着机器，把这混乱的一幕全都拍了下来。粉丝们在艳艳面前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嘶吼着，哭诉着，直到保安无奈地把艳艳从人群中拎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