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生命本不值钱，但生命只要生活在世上，准会留下痕迹。”李静说。这就是她一直以来想要回赠给戴军的礼物。2002年，尽管她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到，至少她为戴军找到了心爱的当当，至少她已为自己打破了第一层壳。

就只剩下那最后一层壳了。尽管她还是不愿别人叫她“李总”，但她很明白，“超访”需要钱，它是一桩生意。比起主持人的壳，经营者的壳是更难打破的，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回归的表达，那后者便需要一套全新的语言，以将“超访”的潜力翻译成市场理解的价值。而当时民营电视的盈利模式依旧非常单一：把节目免费给到电视台，然后换取几分钟的广告。这种模式总是让民营电视陷入疲于奔命的状态，它们既要负责制作内容，又要负责出售广告。这层壳，其实困住了大多数的人。但李静依然慢慢胜出，努力打破着这层与她共生多年的硬壳。一天，她把发行总监叫到面前说：“我要卖节目”。发行总监说：“中国从来没有卖节目的，只有卖电视剧的。”李静不服气，她背上自己的大包，一如一年前那样，坐着飞机、火车开始到各个地方电视台去“卖节目”。而事实证明，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当李静拿到第50个电视台的合同时，她知道“超访”开始赚钱了。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转折。李静、戴军，还有“超访家族”的每一个人，都前所未有地畅快与振奋。但李静还是莫名觉得少了点什么，比如一个正式的奇迹，一个仪式。

2003年早春的一天，李静正在大街上走着，看到一个报亭，就停下买了一本《新周刊》。她喜欢这本杂志，有态度。虽然不是期期都看，但只要碰上就会买一本。翻开目录，李静看到这一期刊登了“2002中国电视节目榜”。她饶有兴致地翻到榜单那一页，低头顺着榜单往下看，却在看到“最佳谈话类节目主持人”那一栏时，愣住了。足足呆了30秒，李静深深吐出一口气，赶紧打电话给老搭档。“戴军，咱俩获奖了！《新周刊》的最佳谈话主持人！”“不是吧？！没人通知我？！”“真的！我买回去给你看！”李静跑回报亭，一口气买下十本《新周刊》，抱回了公司。

经查证，这个奖是真的。“2002年中国最佳谈话类节目主持人”不是别人，就是全然在状况之外的李静和戴军。当年入围的还有陈鲁豫、朱军等中国一线主持人。《新周刊》的颁奖词这样写道：“中国主持拍档的新典范代表，戴军幽默风趣，李静插科打诨，两人默契得天衣无缝，现场爆笑，绝无冷场，情牵之处，亦能以迂回情长的细节化处理控制节奏，诠释明星之技已具超级标准。”如此之认可，为何又不找他们去现场领奖呢？再经查证，才得知评委会之所以没有通知到他们，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原因——没找到联系方式。无论如何，奖杯终是辗转到了二人手上。“没有灯光，没有掌声，没有碰杯，也没有谢谢MTV。”戴军只是举着这个重重的玩意儿，给了李静一个大大的拥抱。

曾经有一度，李静觉得“超访”是不会获得什么奖的，因为它不是主流。但后来她发现不对，在“超访”自己人的心里它一定是主流的，不然怎么能理直气壮地做下去呢？不做下去，又怎么能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流呢？李静一直记得李玲玉2003年在“超访”中说过的一句话。当时他们聊到了李玲玉在十年前的转型之作《女人心绪》。她说，那是第一次，专辑里面所有的歌都是为她写的。然而，新尝试的都市曲风完全颠覆了她在《粉红色的回忆》中的甜姐形象，也使得这张专辑在唱片市场上备受冷落。但李玲玉不后悔，她说：“这是我最用心的一张专辑。你们觉得不成功，但我觉得是成功的，因为我敢做。”

很多年以后，有人问李静和戴军：“为什么每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你们都要喊一嗓子‘超级访问，成功’？”李静说：“因为第一期失败了啊。”“那你们觉得这个节目在什么时候真正成功了？”戴军说：“一播出就成功了啊。”

成功，不过是嘴里说出的两个字。你可以把它很当回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和“下次再见”一样平常的台词；你可以对它百般算计，也可以把它当作命运为你准备的不期而遇。2002年，在西单流星雨事件之后，戴军和李静又去了趟青岛。这一次，他们只是一起逛超市，他们没有坐在台阶上挡道，戴军也没穿橙色的裤子，却被三个来买菜的大姐生生认了出来，还边比画着边冲他们喊：“成功！”李静顿时眼泪差点掉下来。只见她扭过头瞪着戴军，以一种兴奋到嘶哑的声线狠狠地说了句：超级访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