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陈述了蒋梦麟与蓝浦森会面等情。何应钦认为，“在中国立场，当然不能接受强迫性的屈辱停战”，但又说：“本来就是出于‘应战’，而非‘求战’”，应进行停战交涉。蒋介石支持停战，只担心交涉方式欠妥，贻人以投降卖国之口实，复电指示何应钦：“此事可任由社会有力分子先与国际方面酝酿，政府中人不宜参加。……应由彼等建议于中央，中央务必处于被动。”

日军执意要打开华北门户，“调停”者费尽心机，也无济于事。日军乘机南进，距天津不过100公里了。蒋介石也着急起来，一日两电，要何应钦固守北平，再谋妥协。

正当何应钦仓促筹措北平防务之际，仿佛演戏一般，南下的关东军突然掉头撤向关外，使何坠入云里雾中，庆幸天助神佑。国民党政府开动宣传机器，自然说是由于他们的“抵抗”所致，何应钦也乐于默认这侥幸之功。这突然撤退，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天皇、军部与特务机关之间的谋略与战略的纷争相持不下，关东军奉命暂返长城一线。

日军的临时收缩，使北平和南京都弥漫起幻想停战的浓雾。蒋介石为表示国民党政府不打算与日军决战的诚意，4月25日电令何应钦务必实行有限防御，谋求真正停战。何谨遵蒋令，未向长城一线增调一兵一卒，中国守军在长城各口的防御能力已消耗将尽。即便如此，中国军队依然在古北口东南越过长城反攻，将占据兴隆县的日军包围，稍需时日，即可全歼该部日军。

然而，何应钦却于此时通过军政部次长陈仪，与日本驻上海武官根本博进行再度停战接洽。为表白诚意，何令驻守南天门的军队后撤，下令解除对兴隆县的包围。这无异于叛卖的行径，反而刺激了关东军“决战”的胃口，也促使日本国内对关东军此时应否向华北推进的争论得以解决。

此时，进至滦东的日军已威胁中国长城守军的侧背。与之相配合，天津日本特务机关也加紧对平津一带的汉奸石友三、张敬尧和国民党军亲日将领的策反工作。5月3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从大连下达了“关内作战”命令。日军在古北口外增调大炮30门，再度强攻。何应钦又令中国守军后撤，将长城一线让出，作为“缓冲”地带。5月7日，关东军第六师团由山海关进犯抚宁，开始了“关内作战”。9日，日军攻陷抚宁、卢龙。长城冷口以东的中国守军将遭夹击。何应钦再令放弃长城各口阵地，全线后撤。24日，日军进迫宁河，平、津朝不保夕。至此，曾经振奋过人心的长城抗战完全失败，不少官兵仰天恸哭。仅守卫古北口的中国军队三个师，有三分之二的将士喋血沙场，有一个团，仅有六人生还。长城抗战的失败，非战之不力，实妥协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