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产素在与其他一系列化学信使的互动中所具备的敏感性，有助于解释人类行为为何如此复杂，以及为什么婚礼当天（和当晚）的幸福常常难以维持下去。（有一个古老的笑话，说的是一个芬兰的小伙子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妻子不高兴。“我在请求你嫁给我时说过‘我爱你’，”他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还要再说一次。”）

我进行的实验越多，回报也越大：在对人性、人类的行为和我们如何决定要做正确的事情等问题思考了几个世纪之后，我们至少拥有了可以利用的新东西，它们是可靠的经验证据，阐明了道德引导系统的核心机制。正如任何一位工程师告诉你的一样，理解基本的机制是改进一个系统要迈出的第一步。当这个产出是道德行为时，它就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

在刚刚过去的几年里，关于人的行为举止产生原因的新见解大量涌现，它们来自行为经济学、社会神经学、神经神学（neurotheology）、利他主义和合作的进化研究，甚至是幸福学研究。所有的资料都表明，人类这一物种并没有那么自私自利，总体而言，我们通常要比主流观点认为的更仁慈，也更愿意合作。

人有善恶两面，虽然我们对人性的这种洞见得到了科学的支持，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仍未触及问题的实质：假定人类既理性又容易冲动，既会无耻地堕落又极其善良，既会不知廉耻地自利行事又能做到完全大公无私，那是什么特别的因素决定了我们在什么时间表现出人性的哪一面呢？何时我们应当信任别人，而何时我们仍然需要小心谨慎呢？何时我们应该无私奉献，而何时我们又应该驻足观望呢？答案就在于催产素。

当某人接收到来自他人的信任信号，或（和）当某事激发了“移情作用”（此概念原先被称作“同情心”）时，催产素就会激增。（我将在第四章深入探究移情如何发挥作用。）当催产素激增时，人们就会表现出人性善的一面，慷慨、乐于合作和关爱他人。但当科学家称这些行为是助益社会的行为时，实际上是以“极客”（geek）的语言，告诉人们这些行为是符合金科玉律（Golden Rule）的行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书即将为你阐明这种催产素效应为什么会发生、何时发生，以及我们如何能够使之更加频繁地发生。

道德分子开启了人性的黑箱，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家和神学家失去了舞台。如果不将科学所能贡献的一切考虑在内，对自由意志或美德的任何探讨似乎就失去了意义。自从早期的预言者竭力领悟上帝希望我们做什么，以及哲学家试图借助理性的力量对人性加以理解以来，我们已经领悟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