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还是1992年，她叫舒兰，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那会儿舒兰年轻，身体好，每天早上吃五个馒头。她从不担心自己变成胖姑娘，也从不害怕会没有男孩子喜欢。虽然自小生活在南方，可舒兰喜欢北方的冬天。下雪的时候，她在校门口昏黄的灯光下专注地欣赏那些转来转去的雪花，她一向觉得能这样看雪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那些年里，学校南门口的门卫都认识舒兰，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在雪天坐在路灯下的女学生。

廷木现在怎么也不能清晰地记起舒兰少女时的样子，但廷木能记住那个春天，永不再来的春天。那时候廷木的眼睛黑里透着蓝色，头发有点卷曲，虽然廷木的祖先里没有异族血统。

舒兰那天乘公共汽车去国家图书馆，有青春期贫血症的她，在车上久站时就感觉身体不适。车到紫竹院公园，舒兰刚下车，没走几步，突然昏厥过去，仿佛死去，感到沉闷的肉身坠向无底的深渊，可灵魂轻盈无比。起初还能听到声音的喧哗，接着一切都归于沉寂，静悄悄的，恰似那些路灯下雪花飘洒的夜晚和黄昏。醒来时，一个陌生的男生站在舒兰的病床前。舒兰不知道廷木是怎么把她从紫竹院弄到医院的。

廷木告诉舒兰，当时他也乘同一趟车去国家图书馆，还掉那些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借阅的书籍。下车后，见舒兰猛然晕倒在地，赶紧求助路边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将舒兰平放在卖冰棍的车上。廷木不会蹬三轮，老太太蹬着车直往医院跑，廷木在车后面追着。

那老太太的冰棍呢？不记得了，准是化作一堆水了。见舒兰苏醒过来，廷木回了学校。那以后他又探望过她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六月中旬，廷木从医院的过道上匆忙走来，敲了几下舒兰病房的门，舒兰打开门，拉开外面白色的门帘，脸色依然苍白，头发有些凌乱，舒兰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廷木。

那是舒兰最后一次见到廷木。廷木一只手提着一袋草莓，另一只手上是装满煮鸡蛋的尼龙包。舒兰告诉廷木，输了几次液就感觉到元气恢复了，那普通话里略带浙江口音。廷木能辨别出来，因为廷木的外婆是绍兴人。

舒兰半低着头，用羞怯的余光把廷木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先看到廷木晒得发黑的脸庞，然后发现廷木手中提的水果和鸡蛋，最后才注意到廷木胸前北京大学的校徽。廷木嘱咐了舒兰注意健康不要劳累之类的话，然后走了。廷木的背影消失的时候，舒兰的心里涌动着好一阵难受。她攥着他留下的写着北大地址的字条，才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同校同届，都将在今年夏天毕业离校。她的目光越过医院长廊上穿梭的人流。廷木径直往前走，没有留心舒兰久远的目送。舒兰打开了窗户，从窗口能远远看到医院的大门，可实在太远了，怎么也看不清楚，一棵丁香树还遮住了视线。